在国产动画电影中,对不同类型的母爱情感的审美表现是创作者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亦反映了其对母爱情感内蕴的文化品格与时代精神的主体性认知。母爱情感在国产动画电影中既塑造和维系故事结构,又作为时代精神的表征承载着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新世纪国产动画电影中母爱情感的叙事表现有丰沛型与缺失型之分:前者涵盖宠溺、强势、理解三种类型,后者常以别离与永别两种形态出现。深入研究新世纪国产动画电影中母爱情感表现类型的差异性特质可以发现,空间机制的变化、母亲自我价值的认同、当代社会教育环境的差异等皆参与型构了母亲人格在多元价值时代的异质性特征。

短视频是目前川剧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而其中体验类短视频具有鲜明独特的优势,满足了短视频用户多个价值维度的需求,为川剧传承赋能。本研究以博主“池早是我”体验川剧花旦短视频走红网络的现象为例,分析考察其视频得以在网络广泛传播的内容特征与传播基础,再结合川剧文化传承的背景分析体验类短视频所具有的优势、所面临的机遇与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策略,以期为新时代川剧文化短视频传播提供参考。

《长安三万里》作为一部历史文化影片,独特地选择了高适的视角来展开,可以让人更全面深刻地了解唐代战争、科举、地域、人文、诗歌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在故事情节发展中,我们可以或显或隐地发现诗歌内容和诗歌文化所创造的意境,进而走进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重新解读盛唐诗歌。影片用严谨的创作态度、高超的动画技术、新奇的故事剧情,还原了唐朝的盛世风貌,表现了不同层次的文化内涵,既是对唐朝文学历史的创造性改编,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数智时代,随着全媒体的整合形成,平台媒介井喷式增长的结束,UGC、PGC、OGC等生产模式的完善,加之AI、AR、VR等数字智能技术的出现,以非遗为主题的传播内容不论在数量、范围及效果上均得以增强,并呈现出了一定的转文化传播特质,因此加强非遗传播方向的学术研究愈发重要。本文基于非遗传播实例,以转文化传播的研究视野为切入点,对非遗在日常功能、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及传播主体等四个方面所呈现出的转文化传播特质进行分析,以期厘清非遗传播现状和发展路径,助力非遗的“活态化”传承。

在20世纪的社会变革中,女性的生存状况及其社会角色的变迁是一个重要议题。民国时期女性题材戏剧通过艺术化的手法展现了女性在社会变革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她们为追求自我实现所做的努力。这些作品对女性形象进行多维呈现,既有遭受摧残的悲剧形象,也有挑战传统道德的反叛者形象,还有代表时代精神的新女性形象,不仅反映了其时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认知和期待,表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对平等权利的追求,而且还促进了社会对女性角色和地位的重新思考。

影视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是一个新命题,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文旅融合实践的深入发展,“影视+文旅”的跨界模式再次成为备受关注的时代议题。影视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内涵及外延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演变,影视与文旅是相互成就的关系,社交媒体赋能影视和文旅传播、消费者沉浸式体验需求及讲好故事的内容属性构成其融合发展的底层逻辑。新时代影视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包括:树立多元主体相融共生理念,创作以文化为核的文旅融合影视精品,延伸影视文旅全产业链,提升影视文旅融合多元价值。

粤剧《刁蛮公主戆驸马》改编自莎士比亚戏剧作品《驯悍记》,初版首演于1933年,由粤剧著名艺术家马师曾先生参与编演。经历多年的实践、改版的沉淀,该剧已经成为了广府百姓熟悉的粤剧传统剧目,直至今日,仍然活跃在各大剧团的舞台之上,是一部成功且具备意义的作品。以《刁蛮公主戆驸马》作为研究对象,对剧目分别从剧本、唱腔音乐以及舞台表演三个方面进行研究,探究其中粤剧创作手法的运用和独特之处,能够令更多人体会到粤剧传统技艺的魅力和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推广。随着大数据与可视化、信息智能搜索、识别与反馈、虚拟仿真、媒介交互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借助数智技术创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呈现样态,促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展现小屯关索戏的《傩》、以万载傩舞为载体的《傩之恋》、以南丰傩舞为题材的《桔乡傩缘》、以乐安傩礼贯穿的《大傩·董春女》是为数不多的傩文化电影。这些影片集中运用还原仪式、穿插傩元素、增加审美异趣等手段,以实现傩文化电影风格的全景建构;并通过与类型化故事进行融通,呈现出自然景观、通俗故事、民俗风情的尽力融合。与其他类型的民俗电影相比,傩文化的影像表达主要重在民俗事象形式的凸显,意义世界的建构还处于模糊阶段。“好的故事”是傩文化电影内涵提升的重要路径,民俗影视化表达应追求成为“历史的景片”。

唐五代敦煌经变画的新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融文学、美术、音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的艺术造型与传播方式;二是出现了大量成熟的戏曲舞台美术造型;三是呈现出世俗化、民俗化的审美趋势,人物形象表现出中国化的艺术风格。这种新变对后世佛教戏剧的影响包括:唐五代说唱艺术与敦煌经变画的融合促进了佛教戏剧写本和文体形态的形成;敦煌经变画的中国化与世俗化影响了佛教戏剧的主题思想、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等;敦煌经变画的构图形式与明清戏剧插图有着深厚的艺术渊源。

热门国产三维动画《灵笼》因其独特的编剧理念,严谨的世界观设定,以及蕴含其中的大量的东西方哲学内涵,自播出以来,就在国内动画界引发了极大反响。《灵笼》不仅在播放量与评分层面成绩出众,受到广大动漫爱好者的高度认可,且现有学术研究论文及官方媒体都对其赞誉有加。那么《灵笼》到底建构了怎样独特的世界观？东西方哲学在剧中又产生了怎样的碰撞？这部动画又具备了怎样的启示意义？本文基于以上研究问题,对其进行相应论证。

2009年,南音项目入选联合国非遗保护名录。南音上接唐宋,下承明清,保存了大量中国古代音乐的表演形制和乐种文化形态,它以曲牌的多样性、演唱方法的原生性,跨越了地区限制,不仅是我国闽台地区一种重要的曲艺样式,更是中华文明音乐发展的活态样本。南音在我国音乐史、曲艺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和举足轻重的音乐史料作用。在10余年的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中,南音的历史沿承、艺术本体、传承方式深刻地影响其表演生态。本文从南音音乐的地域形态、艺术形态、文化形态、观念形态等方面切入,深入探析南音艺术在音乐层面的艺术特质和历史沿承,并结合今天泉州、厦门、台北等地南音演出状况,从非遗传承的视角,分析和探求南音音乐文化在当代的价值功能和传播策略。

花雅之争不是一个孤立、静止的文化现象,它与文化权利主体及相应的文化权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各声腔剧种权利主体维护和实现自身文化权利的复杂博弈。与其将花雅之争看成是一个特指的文化事件,不如将其视作一个泛指的长期历史进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清末到民国时期戏曲格局的重大变化,更清醒地认识包括昆曲、京剧在内的各个剧种在今天面临的困境,探索一条符合艺术规律的戏曲传承发展之路,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

徐棻是推动传统川剧现代化进程的优秀剧作家之一,有关人的思索贯穿了徐棻戏剧创作的始终。2015年诞生的《花自飘零水自流》是《庆云宫》母本传说的故事新编,徐棻将其视为自己的封笔之作。作为创作生涯的句点,《花自飘零水自流》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剧作家数十年来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集成。本文以作品中人性不断自我背反与超越为出发点,着重关注女性角色作为独立的“人”如何达成其主体意识的觉醒,探究剧作在人物新塑、结构排布、主旨立意和舞台呈现等方面的独到之处,以期在现代化视角下对川剧的新创做一些补充。

关公崇拜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关羽从最初的武将变为后来的“武神”再到“武圣”,及至财神,诸形象演变过程中共有的一个鲜明特征便是“红脸”。从“红脸”到“红生”,色彩既是一种形式、结构或系统,也是一种文化传播载体与媒介,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意义,戏曲关公形象最终得以建构。

插演,指在戏曲中插入一些伎艺性、功能性突出,与全剧情节关系并不紧密,自身可构成完整演出段落的现象。《六十种曲》反映了明后期传奇舞台演出的实际情况,主要有歌舞、莲花落、“拟院本”三类插演形式。这些插演段落多位于故事的起始和发展阶段,有较明显的标识,多由净、末、丑、贴等脚色表演,既可附于传奇中呈现,又能独立演出。明代文人传奇插演现象的产生源自戏曲成长于百戏之中的生存环境、祭祀祈禳与宴会筵席等场合的要求以及舞台调度和剧作风格的内在需要。

“封神”故事单元泛指以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为代表,以武王伐纣、姜太公封神为主线的系列故事及其衍生作品中所囊括的各种独立性较强的故事情节。以“比干剖心”故事在明清小说戏曲中的文本改编阐释作为切入点,分析“剖心”与“卖菜”两个特定情节中隐含的暗示意义,从“象征”与“神话”的视角探讨背后寄寓的文化因素,为理解这类在幻想中重塑历史的神话故事提供新的视野。比干故事的传播表达了一种隐晦的价值观,属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文化隐喻现象,他的处境融合了酷刑与自证的双重象征,显示出在外部与自我的共同施压之下所陷入的自残以自证的道德困境,即使后人对神话进行了改写企图拯救其性命,他最终仍然用死亡完成了自我形象的升华。通过在文学作品中演绎包含这种文化隐喻的叙事因素,也是为了避免同类悲剧在现实中重演的方式之一。

乌江流域作为长江流域的重要支流,分布在此的乡村戏剧文化持续受到学界关注。其中,傩戏祭祀仪式是评判乡村戏剧文化丰富意蕴的主要依据,也是傩学界研究的重点,其发生学研究已在广泛的傩学研究领域有所触及。本文根据乌江流域乡村傩戏祭祀仪式历史发展脉络,认为其在乡村社会生活发展过程中具有巫文化的想象性、宗教文化的神秘性、时空表演艺术的审美性等多重文化属性。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积极推进乌江流域乡村傩戏祭祀仪式的传承与发展、转化与创新,有利于提升乡村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强乡村社会治理。

川剧是川渝地区共有的精神食粮和文化符号,也是不可分割的文化纽带,更是彰显文化自信的源泉。多年来,两地携手并进,共同致力于川剧文化的传承创新和繁荣发展,虽有起色,但振兴之路依然坎坷。绵延三百余年的川剧文化,迫切需要走出发展的困境。当前,数字技术突飞猛进,为文化领域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引擎和新动能,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汇聚两地川剧文化资源,统筹利用已有数字化成果,借助前沿数字技术以共建共享思维建设川渝地区川剧文化数字化共享平台,既是响应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之举、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也是促进两地川剧文化机构(单位)数字化转型升级、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关键途径。

本文以彝族乐器克西举尔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起源,并介绍该乐器的传承谱系以及制作流程,对制作过程中的注意事项进行了归纳;围绕该乐器生命化的过程展开了讨论,内容主要涉及乐曲分类、吹奏方法还有情感传递功能等方面;最后以该乐器所面临生存现状为切入点,对如何保护并传承该乐器进行了分析,提出引入数字技术、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实施民间保障等建议。本文还强调了工匠精神在该乐器制作及传承过程中的重要性,希望能为人所启发,为该乐器的传承、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李渔“主脑说”认为“重婚牛府”这一情节乃《琵琶记》“主脑”,对解读全剧主旨影响很大,但笔者认为该情节仅为描写蔡伯喈形象之“主脑”。“重婚牛府”系列情节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揭示了蔡伯喈复杂的内心世界,呈现出一个难舍功名、渴望忠孝两全的人物形象。“五娘尽孝”与“重婚牛府”双线并行,将叙述重心从蔡伯喈引向赵五娘,表现了剧作家对男女主人公截然不同的书写态度。总之,仅据“重婚牛府”解读《琵琶记》主旨难免视角单一,讨论该剧主旨仍需在开场宣言、双线结构、大团圆结局的基本架构下展开。

传统戏曲跨媒介叙事不仅有助于戏曲更快发展,也有助于其扩展受众群体。随着技术发展及社会环境条件转变,传统戏曲跨媒介叙事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逐渐进入热运行状态,这是戏曲内部发展需求和外部环境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关方面一方面要把握热运行的深层成因,尽量保持和促进戏曲跨媒介叙事热运行的势头;另一方面则要保持头脑清醒,抓住问题本质,厘清戏曲跨媒介叙事的思路,要保护戏曲特色,也要尊重媒介特性、重视受众参与,还要找准实践支点促成媒介之间的有机联结。

理查德·谢克纳于1970年代初提出环境戏剧理论,主张打破镜框式舞台的剧场幻觉,回归原始戏剧仪式,将空间与演员表演紧密结合,以观众参与的方式实现戏剧的实践性功能。环境戏剧“去文本化”、注重空间、强调观众参与和身体话语的演出形式打破了传统叙事重文本的结构模式,将环境、观众、身体参与纳入导演叙事,重新定义了空间、观众、演员身体在叙事中的作用,推动了以剧作家为核心的戏剧叙事向导演主导舞台叙事模式的变革,极大地拓展了导演叙事的思路和视角,赋予戏剧以新的生机与活力。

徐棻先生在戏剧文学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的作品以鲜明的现代品格、独特的戏曲意蕴和上乘的艺术品质而常演不衰、熠熠生辉。在其戏剧创作生涯中,她始终自觉追求着现代意识的表达和现代形态的转型,倡导着戏曲文学乃至现代戏曲的创新探索。她的戏曲作品不因对创新的追求而失去戏曲之美,而是以无比强大的舞台生命力令人惊叹。如何把握戏曲的变与不变,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创作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戏曲,其创作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她的创作始终以戏曲在现代社会之立足与发扬为目标,不仅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更关切戏曲自身的变革,自觉以现代意识之反思批判精神、文体意识之自由开放精神和舞台意识之继承创新精神改造戏曲,来推动戏曲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化进程。

近年来,马来西亚华人在电影创作上非常活跃,其中周青元导演因作品屡创票房佳绩而备受关注。周青元电影以强调华人对中华文化的坚守彰显华人的文化认同,解决“我们从何处来”的身份焦虑;通过对本土色彩的建构呈现华人落地生根后的本土认同意识,表明华人的身份转向,回答华人关于“我是谁”的课题;最后又以“华人性”与“本土性”的混融调和华人文化认同与本土认同的矛盾,完成华人自我身份定位。其电影揭示了华人文化认同与本土认同之间的张力,身份认同的转向与重构。

程耳导演的新电影《无名》以极具个性化与艺术性的镜头语言,理性铺陈的间离效果,在打破观众早先体验的习惯性接受的同时,也塑造着观众不循常规的观影认知和习惯。其对有意味的电影叙事形式的探寻和构建,诉之感官展现意象的镜头呈现,具有扩抻线性张力的反衬表意,打造了极具个性标识自成体系的电影美学范式,体现出程耳导演的思考与践行之于电影艺术的建构作用与意义。

关于鲁迅文学作品的戏曲改编历来丰富,其中改编“祥林嫂”故事的剧作最多,也最具代表性。曲剧《鲁镇》(2021)作为鲁著改编的新作,在统合《祝福》《狂人日记》等多部经典小说的基础上,再现了鲁迅的故乡“鲁镇”的文化生态,重塑了鲁迅文学的内在精神,尤其在对小说《祝福》的戏曲改编上,实现了从阶级批判到文化重塑的超越。同时,它在经典名著与通俗戏曲、传统艺术与现代文学之间架起了桥梁,极大提升了河南戏曲的现代品格,可为今后文学经典的戏曲改编提供丰富的艺术启发。

民族歌剧《沂蒙山》在文化符号、音乐符号及视觉符号的“择取”中可谓独出心裁,凸显了军民鱼水交融的沂蒙精神,强化了“家国同构”的文化认同。本文从音乐美学的符号表达、舞台阐释、价值建构三个方面展开研究,讨论剧作如何通过“生活化”“故事化”的舞台叙事实现情感的“互通”与“共融”,从而引发观众的“集体共情”。剧中戏剧性与音乐性的统一,全方位、多维度展现了歌剧艺术对历史、情感以及文化价值的追求,强化了中国民族歌剧独具特色的艺术特质。

非遗艺术乡建是乡村振兴战略路径之一,传承介入式非遗艺术乡建是提升乡村文明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良方。于非遗艺术资源大省四川而言,可通过介入新形态的乡村文明建设,培育乡贤文化与技艺传承人才,营造生活化场域氛围,融合非遗+文旅等方面的非遗艺术传承介入,实现四川非遗艺术在乡村振兴中的可持续性发展和创新。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服饰是彝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符号,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具有共同文化心理的象征意义,随着彝族文化的发展进程而不断演变,显示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在非遗保护与传承背景下,彝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弘扬有着重大意义,剖析彝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审美特征,将其图案的题材、色彩、造型与现代漆餐具设计制作进行融合创新,使具有浓郁文化底蕴的漆文创产品在当代生活用起来,真正实现“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遗保护理念。

传统的戏剧空间以剧场内的物理空间为主,镜框式舞台上的“第四堵墙”长期以来将观演二分。布莱希特打破“第四堵墙”的同时,阿尔托对传统镜框式舞台将观演席和表演区分离的反叛重新建构了整体的戏剧空间并实现了观演关系的统一。后来,谢克纳的环境戏剧又打破了长久以来将戏剧表演的物理空间局限在剧院内的困境。当下,沉浸式戏剧的发展更是将戏剧空间延展至日常公共空间,进一步缩短了戏剧与生活的距离,强化了观众的参与和体验。未来,数字戏剧是戏剧新空间拓展的下一个高地,将为戏剧艺术的发展带来更多可能。

晚清民国时期,江南地区构建了具有近代新兴都市概念的文化内核,以戏曲为代表的文化娱乐产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从时代与社会层面观之,新旧时代的交替率先促进了江南都市中思想的解放、文化的自由,并反映在都市的戏曲演剧之中,以市民的消费情绪为直接体现。于形式方面,江南都市作为晚清民国时期率先打开国门与世界交流之地,中西文化等多元文化间相互冲击、交汇,进而依托于近代工业的革新转向给予戏曲消费以多种可选择的形式,并以戏曲消费的热点为导向,对我国近代戏曲改良、戏曲名家表演艺术以及地方戏曲剧种化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

舞蹈作品《英姿》是2019年央视春晚的压轴节目。基于舞蹈艺术的本体考量,编导刘凌莉选择了川剧中注重身段功架的刀马旦作为《英姿》的创作素材,在遵循传统戏曲舞蹈刚柔兼济、动静相宜美学特色的同时,从现代审美趣味出发,对作品服饰、音乐及动作编排进行了合理创新,体现出舞蹈创作的时代性特征。此外,《英姿》不仅弘扬了我国优秀的传统国粹艺术,还展现出新时代女性的精神气质,而它以传统为题材,以古典为风格,以舞蹈的写意性来消化传统戏曲行当的艺术重构方式,更是生动地体现了传统舞蹈于当代发展的路径之一。

景观具有着强烈的自然属性,也有着鲜明的社会属性;既能折射出一定的人地关系、社会关系,亦能凸显出一个民族的纵深历史与人们的信仰。西部独特而鲜明的景观是丝绸之路题材电影中不可或缺的叙事元素,它们在辅助影片完成叙事的同时承载了更为丰沛的内涵指涉;并以鲜明的镜像表达和意象呈现形成了一个富有张力的视觉图景。丝路题材电影在影像表征上包含着哪些类型的景观,且这些景观又指涉与蕴含着何种深层意义？对这个问题的思虑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析丝路题材电影中的景观审美特征及叙事话语体系构建,亦将有利于丝路题材电影对丝路文化与丝路精神进行更好地传播与推介。

经典电影叙事学和中观叙事研究等对于电影本体进行叙事研究的理论往往挪用非电影语言媒介叙事学作为理论基础,默认“电影可以叙述事件”这一前提。而早期电影中字幕卡和解说员的在场则意味着单纯的电影语言确实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叙事障碍。为了解决电影语言与电影事件叙述之间的理论鸿沟,布朗·W等学者提出了电影前叙事理论。电影意象叙事思想认为电影叙事的核心在于意象而非情节,兼有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的双重意蕴,为电影前叙事理论提供了跨文化的理论支撑与发展潜力。电影语言中的画面被观众理解成为意象,意象的群组在时空关系下构成现象,多重现象遵照最小路径原则下的递归过程生成事件,并成为主流电影叙事理论的自然叙事预建构环节。电影意象叙事思想并不反对主流电影叙事理论,而是作为电影前叙事理论的补充与发展,连接电影语言与电影事件叙述的桥梁,是包容多种叙事理论与实践的开放理论。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运用电影化的叙事手法,重述着革命浪漫主义的英雄故事。全剧借用《渔光曲》《葡萄美酒》等歌曲旋律,创作了充满戏剧性及故事感的音乐旋律,赋予了革命题材舞剧一种新的认知及表现形式。在革命历史和国家的宏大叙事之下,以个人化的情感流露及日常化的舞蹈语言引发观众的情感认同,舞剧中对现实生活的审美想象不仅突破了传统舞剧创作模式,还展现了深蕴在舞剧旋律中的悲壮感及由此迸发出的深蕴在人性深处的信仰之美。

加速社会作为考量媒介发展的重要语境,在艺术范畴内却鲜被提起。作为晚近以来蓬勃发展的新媒体艺术,从诞生之初就极具时间属性。受媒介因素主导的新媒体艺术呈现出较为突出的媒介时间性,进而发展为六种典型模型,随后在媒介考古中创新。本文回顾了加速社会下典型的艺术家与作品,尤对新媒体艺术中典型的时间作品进行分析,提出了速度逻辑与时间问题之于新媒体艺术创作的重要性。

富于“直接电影”美学特征的纪录片《美国工厂》《蜂蜜之地》获得国际电影奖项,使得“直接电影”手法再次引起纪录片界的关注,纪录片创作中拍摄者与被摄者的共生关系也被细致探讨。回顾“直接电影”的美学嬗变过程可以发现,拍摄者与被摄者的共生关系不是简单的纪录片伦理关系,而是包含了纪实美学、叙事美学、视听美学、接受美学在内的多维度的共生关系,集中体现在拍摄者与被摄者共生关系的叙事呈现范畴内不同动机诉求下的故事共生、不同角度静观下的情感共生、不同立场建构下的认知共生等方面。基于此,纪录片创作者如何运用“直接电影”的美学理念指导创作,处理好叙事美学角度的预设议程与随机调整、视听美学角度的独立品格与合谋呈现、接受美学角度的人性揭露与人文关怀等具体问题,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