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视频是目前川剧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而其中体验类短视频具有鲜明独特的优势,满足了短视频用户多个价值维度的需求,为川剧传承赋能。本研究以博主“池早是我”体验川剧花旦短视频走红网络的现象为例,分析考察其视频得以在网络广泛传播的内容特征与传播基础,再结合川剧文化传承的背景分析体验类短视频所具有的优势、所面临的机遇与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策略,以期为新时代川剧文化短视频传播提供参考。

粤剧《刁蛮公主戆驸马》改编自莎士比亚戏剧作品《驯悍记》,初版首演于1933年,由粤剧著名艺术家马师曾先生参与编演。经历多年的实践、改版的沉淀,该剧已经成为了广府百姓熟悉的粤剧传统剧目,直至今日,仍然活跃在各大剧团的舞台之上,是一部成功且具备意义的作品。以《刁蛮公主戆驸马》作为研究对象,对剧目分别从剧本、唱腔音乐以及舞台表演三个方面进行研究,探究其中粤剧创作手法的运用和独特之处,能够令更多人体会到粤剧传统技艺的魅力和价值。

《长安三万里》作为一部历史文化影片,独特地选择了高适的视角来展开,可以让人更全面深刻地了解唐代战争、科举、地域、人文、诗歌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在故事情节发展中,我们可以或显或隐地发现诗歌内容和诗歌文化所创造的意境,进而走进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重新解读盛唐诗歌。影片用严谨的创作态度、高超的动画技术、新奇的故事剧情,还原了唐朝的盛世风貌,表现了不同层次的文化内涵,既是对唐朝文学历史的创造性改编,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在国产动画电影中,对不同类型的母爱情感的审美表现是创作者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亦反映了其对母爱情感内蕴的文化品格与时代精神的主体性认知。母爱情感在国产动画电影中既塑造和维系故事结构,又作为时代精神的表征承载着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新世纪国产动画电影中母爱情感的叙事表现有丰沛型与缺失型之分:前者涵盖宠溺、强势、理解三种类型,后者常以别离与永别两种形态出现。深入研究新世纪国产动画电影中母爱情感表现类型的差异性特质可以发现,空间机制的变化、母亲自我价值的认同、当代社会教育环境的差异等皆参与型构了母亲人格在多元价值时代的异质性特征。

徐棻是推动传统川剧现代化进程的优秀剧作家之一,有关人的思索贯穿了徐棻戏剧创作的始终。2015年诞生的《花自飘零水自流》是《庆云宫》母本传说的故事新编,徐棻将其视为自己的封笔之作。作为创作生涯的句点,《花自飘零水自流》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剧作家数十年来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集成。本文以作品中人性不断自我背反与超越为出发点,着重关注女性角色作为独立的“人”如何达成其主体意识的觉醒,探究剧作在人物新塑、结构排布、主旨立意和舞台呈现等方面的独到之处,以期在现代化视角下对川剧的新创做一些补充。

李渔“主脑说”认为“重婚牛府”这一情节乃《琵琶记》“主脑”,对解读全剧主旨影响很大,但笔者认为该情节仅为描写蔡伯喈形象之“主脑”。“重婚牛府”系列情节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揭示了蔡伯喈复杂的内心世界,呈现出一个难舍功名、渴望忠孝两全的人物形象。“五娘尽孝”与“重婚牛府”双线并行,将叙述重心从蔡伯喈引向赵五娘,表现了剧作家对男女主人公截然不同的书写态度。总之,仅据“重婚牛府”解读《琵琶记》主旨难免视角单一,讨论该剧主旨仍需在开场宣言、双线结构、大团圆结局的基本架构下展开。

川剧是川渝地区共有的精神食粮和文化符号,也是不可分割的文化纽带,更是彰显文化自信的源泉。多年来,两地携手并进,共同致力于川剧文化的传承创新和繁荣发展,虽有起色,但振兴之路依然坎坷。绵延三百余年的川剧文化,迫切需要走出发展的困境。当前,数字技术突飞猛进,为文化领域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引擎和新动能,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汇聚两地川剧文化资源,统筹利用已有数字化成果,借助前沿数字技术以共建共享思维建设川渝地区川剧文化数字化共享平台,既是响应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之举、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也是促进两地川剧文化机构(单位)数字化转型升级、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关键途径。

“封神”故事单元泛指以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为代表,以武王伐纣、姜太公封神为主线的系列故事及其衍生作品中所囊括的各种独立性较强的故事情节。以“比干剖心”故事在明清小说戏曲中的文本改编阐释作为切入点,分析“剖心”与“卖菜”两个特定情节中隐含的暗示意义,从“象征”与“神话”的视角探讨背后寄寓的文化因素,为理解这类在幻想中重塑历史的神话故事提供新的视野。比干故事的传播表达了一种隐晦的价值观,属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文化隐喻现象,他的处境融合了酷刑与自证的双重象征,显示出在外部与自我的共同施压之下所陷入的自残以自证的道德困境,即使后人对神话进行了改写企图拯救其性命,他最终仍然用死亡完成了自我形象的升华。通过在文学作品中演绎包含这种文化隐喻的叙事因素,也是为了避免同类悲剧在现实中重演的方式之一。

徐棻先生在戏剧文学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的作品以鲜明的现代品格、独特的戏曲意蕴和上乘的艺术品质而常演不衰、熠熠生辉。在其戏剧创作生涯中,她始终自觉追求着现代意识的表达和现代形态的转型,倡导着戏曲文学乃至现代戏曲的创新探索。她的戏曲作品不因对创新的追求而失去戏曲之美,而是以无比强大的舞台生命力令人惊叹。如何把握戏曲的变与不变,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创作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戏曲,其创作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她的创作始终以戏曲在现代社会之立足与发扬为目标,不仅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更关切戏曲自身的变革,自觉以现代意识之反思批判精神、文体意识之自由开放精神和舞台意识之继承创新精神改造戏曲,来推动戏曲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化进程。

兰心大戏院是20世纪初中国内陆近乎唯一的专业话剧场,它以“现身说法”的形式,使当时的中国观众特别是早期话剧运动者获得了对于西方戏剧及其剧场性审美的初步认知。20世纪初,中国现代剧场与新式舞台开始建设,以“新舞台”为代表的改良剧场带来了西式的观剧方式,净化了旧式剧场的陋习,也为布置写实布景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改良剧场的主要服务对象仍然是戏曲观众。在这一杂糅空间里,新剧及其创作者势必要做出妥协,逐渐走向“媚俗”。文明新戏与改良剧场的杂糅是中国现代戏剧与剧场转型发展的必然阶段,也是其破旧立新、走向新生的必由之路。

互联网背景下,依托传统媒体建设的城市影像博物馆面临新的技术和环境。在媒体影像与历史影像的交汇点,以考现学视野重新考察媒体影像记录和传播价值,在互联网短视频时代,探寻影像博物馆守护共同记忆、转换角度、共创与再创的创新路径。

人工智能作曲技术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发展,其创作生成的音乐作品越来越成熟,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观念上的冲击。对于人工智能作曲所生成的音乐作品是否具有艺术性、人工智能作曲会不会取代传统作曲等问题引发了强烈的争论与思考。从本质上来说,人工智能作曲的核心是“算法”,而传统作曲除了技法的掌握,更多依靠作曲者的“灵性”“悟性”。通过人工智能作曲与传统作曲内涵属性以及情感表达的比较,文章对人工智能作曲是否会取代传统作曲进行了审思。

元杂剧《金线池》“钞本”系统与“臧本”系统在人物、情节、主题三个方面有较大差异,二者均具有独立的戏剧审美品格。人物方面,“臧本”在人物塑造上更具层次性,人物间的联系也较紧密;情节方面,“臧本”相比“钞本”更注重挖掘韩辅臣与杜蕊娘基于社会身份形成的矛盾;主题方面,“钞本”主要表现妓女从良的艰难与无奈,“臧本”则强调男女交流的困境。以《金线池》为例进而考察元杂剧丰富的版本资源时,元杂剧文本概念的变化、知人论世研究范式的检讨等议题都跃然纸上。

戏曲艺术的挖掘、整理与改编,能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和社会性。1949至1966年这十七年间,戏曲艺术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戏曲改革进入到了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历史时期,对传统昆曲《十五贯》亦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改编,使之去糟粕存精华焕然一新,放射出新时期的耀眼光芒,轰动全国,至今久演不衰。

契诃夫写于1887年的剧本《伊凡诺夫》,是一部价值被严重低估的作品。在剧中,以“软体动物”伊凡诺夫的死,揭下19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矫饰的面具,宣布了“多余的人”应该退出历史和文学的舞台,同时为自己灵魂世界的“病症”作出了深刻的诊断。本文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分析了剧中的里沃夫医生,这位扮演替代上帝的“审判者”的医生形象,实际上是一个有着自圣倾向的热衷于写匿名信的狭隘的“正义者”,在他身上,契诃夫反思了只爱抽象的人类不爱具体的人的那些自诩启蒙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借助伊凡诺夫和里沃夫两个形象,契诃夫思考了即将到来的工业时代生态和人性的双重危机,更借由生态和人性的双重批判引出自己未来剧作的一条主线,那就是 “道德何为”以及“如何重建自然、文化和人性平衡”的问题。“正义者”形象的阐释,对于我们研究契诃夫的现代戏剧思想和创作技法的转型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起点较晚、困难重重的近代四川新闻报刊业中,由傅樵村主办、1909年创刊的手绘石印画报《通俗画报》是四川画报业的起点,其内容主题涵盖古典文化、时事新闻、摩登潮流、讽刺批判等等。以图为主的画报面向大众,办报者的维新立场决定了《通俗画报》办刊之初旨在开化成都的城市风气,但经历清王朝覆灭、中华民国建立的重大变革,其办刊心态的复杂矛盾也同样彰显于画报中。因此,虽然相较东部较早开放的城市出版的众多画报,四川《通俗画报》在时间与技术上都稍显“落后”,但画报作为与现代化都市相伴而生的传媒形式,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成都这座西南名城颇具独特性的现代化发展的生动记录,仍值得深入考察与讨论。

关于鲁迅文学作品的戏曲改编历来丰富,其中改编“祥林嫂”故事的剧作最多,也最具代表性。曲剧《鲁镇》(2021)作为鲁著改编的新作,在统合《祝福》《狂人日记》等多部经典小说的基础上,再现了鲁迅的故乡“鲁镇”的文化生态,重塑了鲁迅文学的内在精神,尤其在对小说《祝福》的戏曲改编上,实现了从阶级批判到文化重塑的超越。同时,它在经典名著与通俗戏曲、传统艺术与现代文学之间架起了桥梁,极大提升了河南戏曲的现代品格,可为今后文学经典的戏曲改编提供丰富的艺术启发。

新时代川剧发展危机与机遇并存,通过数据分析、实地调研、学者研讨和数据汇总,发现川剧保护传承面临着市场萎缩、观众流失、演出团体生存艰难、从业人员老化、人才培养断层、大众接受多样化等现实问题。基于此,报告建议在优化区域统筹、加大资金政策支持力度的基础上,以院团改革、人才储备、繁荣创作、普及引导和文旅融合等措施来推进川剧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目标的实现。

多彩纷呈的川剧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瑰宝,是巴蜀地区地方民俗的重要载体,而突出性格、识别品貌、寓意褒贬、甄别善恶、彰显道德的脸谱在突出剧中角色、渲染人物情感、助推剧情发展、吸引观众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时代,面对多种文化冲击的现实环境,以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历史要求,必将要推动川剧的传承和发展,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挖掘、把握川剧脸谱艺术的美韵内涵,正确理解川剧脸谱艺术在推动川剧传承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坚持推动川剧脸谱艺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经过对CNKI收录的核心期刊刊发的黄梅戏文献的可视化分析,可知这些文献内容涉及了多个方面,剧评占据明显优势,这些文献主要是文学艺术类学科和刊发于文学艺术类期刊。对这些文献进行学术筛选后,可知所表现出来的学术研究具有从历史的视角探讨黄梅戏的源流、黄梅戏当下的生存状态和发展、黄梅戏的传播问题、黄梅戏音乐、黄梅戏作品的创作、黄梅戏的艺术审美特点、黄梅戏学术研究七大特点,但有关黄梅戏的理论批评研究还非常薄弱,基本没有关于黄梅戏理论话语的研究成果。

在对于中国现代戏剧发生历史的叙事中,1907年留日学生艺术社团“春柳社”对外公演的五幕新剧《黑奴吁天录》,通常被视为中国现代戏剧得以确立的重要标志。然而,“春柳社”的表演仅是代表20世纪初中国学生新潮演剧,通过日本新派戏剧为中介学习欧美新剧实现改良中国戏曲、创生中国现代戏剧的一条间接路径;在此之前,中国国内就已经出现了引入西方近代戏剧的直接路径,这就是清末在华西式学堂的中国学生的新潮演剧活动。上海圣约翰大学早期莎剧演出作为其中的先行者,不仅将莎士比亚以来西方近代戏剧和以对话为主的演剧方式引入中国,同样重要的是,它是近代西方文明根植于中国历史发生巨变背景下中西文化交流在上海都市生态中碰撞与融汇的产物,带有鲜明的中西跨文化属性。这种西式“舶来性”与中国“本土化”之互塑,既使西式学堂的中国学生参与近代中西跨文化戏剧的对话成为可能,也使新潮演剧从发生之时起,便成为清末中国戏曲借以参照、创生中国现代戏剧的重要标本。

儿童戏剧与神话在发生学上具有同源性,在想象性建构上也具有相似性。神话想象中的超然性和仪式性、神话身体性中的直观感性和真实性交流,以及神话精神中的狂欢表达,都与儿童戏剧的创作规律有着内在本质上的对应关系。儿童戏剧从神话精神的三个维度汲取养分,既为儿童戏剧的创作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源泉,也对探寻儿童戏剧的艺术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川剧作为首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统戏剧项目,是四川省非遗保护历程最长的项目之一。以各级传承人为代表的传承群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川剧非遗保护工作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充分发挥了其引领示范作用。但客观来看,目前川剧非遗保护的现状与国家整体性的非遗保护工作进程相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如川剧传承人队伍建设有待优化,部分传承模式较为固化单一。直面川剧及其传承人在非遗保护工作中的问题、困境并积极寻求解决对策是川剧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任务。

花雅之争不是一个孤立、静止的文化现象,它与文化权利主体及相应的文化权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各声腔剧种权利主体维护和实现自身文化权利的复杂博弈。与其将花雅之争看成是一个特指的文化事件,不如将其视作一个泛指的长期历史进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清末到民国时期戏曲格局的重大变化,更清醒地认识包括昆曲、京剧在内的各个剧种在今天面临的困境,探索一条符合艺术规律的戏曲传承发展之路,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

梁山灯戏是巴渝文化皇冠上最为闪耀的一颗明珠,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汲取本地民间文学、歌舞、音乐、杂耍、美术的精华和特点为一体,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特色。梁山灯戏是我们为之骄傲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巴蜀艺术瑰宝,它曾是川东地区人民的最爱,也是巴渝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根源性的艺术形式之一。梁山灯戏立足于民间、发源于生活,具有下里巴人自编的“嬉嘘”故事内容、乡村俚俗表现艺术和别具一格的音乐特征,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魅力。

河北易俗社是民国时期活跃在上海、武汉等南方都市剧场中的一支河北梆子社团。该社团以演出传统梆子戏为主要特色,汇聚了葛文娟、梁蕊兰、筱玉兰等梆子名伶,引发了当地市民对河北梆子的热情关注。与此同时,易俗社的演出在当时还引发了剧评家关于传统梆子戏曲发展和变革的思考,在河北梆子发展史上谱下了重要篇章。

《打红台》是川剧剧目中最为经典的作品之一,具有鲜明的四川文化特色。川剧表演艺术家彭海清就饰演过剧中反面人物角色肖方,其凭借精湛的演技为川剧传统戏的改编翻演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学习范本。本文拟通过寻觅《打红台》剧目的产生背景,进一步探讨彭海清能成功塑造肖方形象的原因。彭海清通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验”体系的学习,重新感悟并提升了剧中肖方形象的丰满度,辅之川剧中经典的藏刀绝技,营造了绝佳的舞台效果。

根据刘胡兰事迹创作的歌剧是英雄刘胡兰叙事的重要传播媒介。歌剧《刘胡兰》目前共有五个版本,通过梳理歌剧《刘胡兰》最初创作的背景以及版本变迁的过程,揭示了歌剧《刘胡兰》的经典化建构,不仅符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来塑造英雄人物的主流基调,而且对借助新歌剧表现理想的现代英雄作了有益探索,对刘胡兰形象的传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剧作典范之《雷雨》成为学界研究的经久话题。本文重点探讨作品的生命意识及其呈现方式。在新旧观念冲突、家庭代际传承初期,在肆意泛滥的固有强权面前新生力量脆弱式微,唯有强力生命意志才能闪现生命之光。作者既通过意象和象征的方式高度肯定人类为争取爱情自由而表现出强力生命意志的悲剧精神,又通过直抒胸怀和剧情设置的方式表达出其对人类压抑扭曲生命状态深存的悲悯情怀。

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鲁迅小说《祝福》不断被改编为越剧、评剧、绍剧、淮剧、豫剧、曲剧、黄梅戏等多个剧种,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1980年代以来,《祝福》的戏曲改编状况与当时的传播媒介环境、戏曲生态诸多方面存在着既背反又契合的矛盾关系,叙事倾向于对个人、人性的张扬;思想主题方面注重对社会、时代的反思;舞台艺术注重对戏曲语汇的运用,为戏曲现代戏创作探索出一条科学可行的道路。从小说到戏曲的跨媒介改编,在重述和重构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文学性和通俗性、历史性和当下性、讲什么故事和如何讲故事等几方面的关系。

2023年,伴随着新冠疫情的解除,全国演出市场强势复苏,一批彰显中华审美风范、富有鲜明时代气息的戏曲舞台艺术作品受到普遍欢迎和好评。本年度戏曲艺术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政策扶持力度持续加大,戏曲学“三大体系”建设成果丰硕,展演活动传统与现代兼顾,剧目创作追求现代品格,人才培养渐趋多元,热点争鸣引发理性思索,媒介融合重塑戏曲传播。同时也要看到,本年度戏曲剧目的创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主要依靠政府资助,市场化程度不高,具有一定票房号召力的新作不多;观众走进剧场的动力依旧不足;理论界前瞻性不够,缺少对当下戏曲艺术实践的分析把握能力。

中国民族歌剧自《白毛女》诞生以来已经发展80余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必要的精神食粮和审美体验。2017年国家实施“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为中国民族歌剧在新时代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文章选例“工程”实施以来入围重点扶持剧目的25部原创中国民族歌剧作品,从思想主题、民族意蕴和舞台呈现三个方面展开深描,以为新时期中国民族歌剧的创作提供参考。

红色革命题材是建构中国特色儿童剧场的重要课题,在当代木偶剧和儿童剧创作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以木偶剧《铁道小飞虎》为例,从主题意蕴、故事架构、艺术风格、人物塑造、叙述技巧五个层面探讨红色革命题材木偶剧创作的独特优势,既秉持儿童立场,书写童真童趣,又能润物无声地对儿童观众进行价值引领和思想启迪。

在传播内容生产和传播竞争激烈的媒介环境中,媒介的可供性越强,传播效果的预见性越好。近几年来体育类综艺节目成为综艺新宠,本文将结合媒介可供性理论对体育类综艺节目进行探讨。通过梳理可供性理论的基础内涵和发展过程,结合几大体育类综艺节目实例,文章从信息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以及移动可供性三个维度分析体育类综艺节目生产和传播的状况,并对体育类综艺节目的现状进行反思,旨在助力该类节目实现更好的发展。

新时代以来,中国歌剧进入了多元化发展的时期,优秀作品频出,收获了大量观众的认可。本文从中国歌剧艺术实践和理论研究两个维度出发,对2014—2024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歌剧的项目进行统计分析;对中国歌剧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基于LDA主题模型的焦点议题研究,进而了解新时代中国歌剧发展与传播的现状。研究发现,中国歌剧日渐显现时代性、民族性、多元化发展的特征,但同时也存在原创力不足,市场待开拓,传播路径相对单一,人才队伍建设需提升等问题,分析原因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以期对新时代中国歌剧发展与传播提供借鉴和参考。

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人和发扬光大者,魏明伦骨子里是一位十分注重文章体裁、非常讲究文章体貌而又时时关切并极力推动其发展变化的当代文体行家。若从文体的角度看,魏明伦的戏文、碑文、楹联大体上同属于有韵之文,散文则属于无韵之笔,概乎言之,有文有笔,有短有长,有张有驰,有收有放,此乃其文章之整体、全貌。本文对魏明伦的戏文、散文、碑文、楹联这四个分体,作点粗浅的分析,借以讨论与魏明伦所有文章有关的文章体裁的认知和把握问题。

传统手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主要用于表现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精神、知识等,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特点。公共文化空间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公共性,包含人、公共空间和文化活动三个构成要素,是体现时空结构与文化关系、集中展示文化传统及文化模式的场域。本文对四川传统手工艺在公共文化空间下的保护现状和传承路径作了分析研究,并结合实际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