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电影叙事学和中观叙事研究等对于电影本体进行叙事研究的理论往往挪用非电影语言媒介叙事学作为理论基础,默认“电影可以叙述事件”这一前提。而早期电影中字幕卡和解说员的在场则意味着单纯的电影语言确实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叙事障碍。为了解决电影语言与电影事件叙述之间的理论鸿沟,布朗·W等学者提出了电影前叙事理论。电影意象叙事思想认为电影叙事的核心在于意象而非情节,兼有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的双重意蕴,为电影前叙事理论提供了跨文化的理论支撑与发展潜力。电影语言中的画面被观众理解成为意象,意象的群组在时空关系下构成现象,多重现象遵照最小路径原则下的递归过程生成事件,并成为主流电影叙事理论的自然叙事预建构环节。电影意象叙事思想并不反对主流电影叙事理论,而是作为电影前叙事理论的补充与发展,连接电影语言与电影事件叙述的桥梁,是包容多种叙事理论与实践的开放理论。

2024年戏曲艺术的创作和演出基本呈平稳态势。从年初持续到岁末的20余次戏曲展演渐趋平台化与机制化;戏曲人才培养模式也向专业化和常态化发展;戏曲学科发展与三大体系建设卓有成效,梅兰芳研究正成长为学科的重要增长点;戏曲剧目创演方面,小剧场做足大文章,老题材尽显新面貌,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和一系列经典折子戏是本年度的精彩华章;本年度行业热点关注“戏曲破圈”,聚焦“人工智能”;围绕青春版《牡丹亭》首演20周年纪念活动,总结戏曲艺术创新发展经验;“全国南戏展演”搭建古老剧种“朋友圈”;昆曲界挖掘宫廷戏曲资源,打造经典演出新路径;沉浸式演出亟待规范有序。

秦汉战鼓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宝,是我国古代军事战争的文化遗存,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活资料、活形象。秦汉战鼓蕴含着秦人深厚的文化内涵,体现着大秦将士的军魂。本文通过剖析秦汉战鼓的艺术形态、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揭示其独特的艺术文化特质。分析其在当代传承中所面临的困境,结合当前非遗传承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2009年,南音项目入选联合国非遗保护名录。南音上接唐宋,下承明清,保存了大量中国古代音乐的表演形制和乐种文化形态,它以曲牌的多样性、演唱方法的原生性,跨越了地区限制,不仅是我国闽台地区一种重要的曲艺样式,更是中华文明音乐发展的活态样本。南音在我国音乐史、曲艺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和举足轻重的音乐史料作用。在10余年的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中,南音的历史沿承、艺术本体、传承方式深刻地影响其表演生态。本文从南音音乐的地域形态、艺术形态、文化形态、观念形态等方面切入,深入探析南音艺术在音乐层面的艺术特质和历史沿承,并结合今天泉州、厦门、台北等地南音演出状况,从非遗传承的视角,分析和探求南音音乐文化在当代的价值功能和传播策略。

自1949年以来,昆曲新编和改编剧目频繁在全国各地上演,本文以青春版《牡丹亭》为例,借助拉斯韦尔的“5W”模式研究昆曲在国际舞台传播的原因和影响。海外观众对于青春版《牡丹亭》的欣赏要素着重分布在戏曲文本、服装扮相以及舞台效果这三方面。青春版《牡丹亭》在海外的演出不仅是昆曲的另一种诠释,也是中国传统戏曲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绝佳展示,有着重要的传播价值。新一代昆曲的传播应尽量通过多种传播渠道包括现下流行的“短视频”等方式来满足公众的需求,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新时代川剧发展危机与机遇并存,通过数据分析、实地调研、学者研讨和数据汇总,发现川剧保护传承面临着市场萎缩、观众流失、演出团体生存艰难、从业人员老化、人才培养断层、大众接受多样化等现实问题。基于此,报告建议在优化区域统筹、加大资金政策支持力度的基础上,以院团改革、人才储备、繁荣创作、普及引导和文旅融合等措施来推进川剧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目标的实现。

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鲁迅小说《祝福》不断被改编为越剧、评剧、绍剧、淮剧、豫剧、曲剧、黄梅戏等多个剧种,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1980年代以来,《祝福》的戏曲改编状况与当时的传播媒介环境、戏曲生态诸多方面存在着既背反又契合的矛盾关系,叙事倾向于对个人、人性的张扬;思想主题方面注重对社会、时代的反思;舞台艺术注重对戏曲语汇的运用,为戏曲现代戏创作探索出一条科学可行的道路。从小说到戏曲的跨媒介改编,在重述和重构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文学性和通俗性、历史性和当下性、讲什么故事和如何讲故事等几方面的关系。

数智时代,戏曲数字化已成为戏曲未来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出新的媒介和艺术形态,数字戏曲即数字化创作、数字化观演、数字化消费的戏曲艺术,成为未来的可能形态。面对戏曲的边缘化,数智技术在与戏曲的交互中从技术辅助走向融合共生,对戏曲艺术的整体形态进行重塑,但技术迭代与对戏曲本体影响的不可控也引发了关于空间形态、表演主体、现场体验等的讨论。自由发展的数字化对传统演剧形式的巨大冲击使传统戏曲陷入困境,尽管戏曲演出创作的边界得到无限拓展,但观众想象力的弱化与演员主体性的偏离也使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生成式算法逼迫创作者离席。数字戏曲的出现是传统戏曲消解的产物,但其从传统观照逻辑向沉浸式体验的转变又展现出戏曲未来发展的勃勃生机。如何准确定义数字戏曲,使其成为助力传统戏曲传承发展的数字化艺术形式,已成为当下学界关注的焦点,同时也为戏曲数字化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

因被归于荒诞派戏剧,热内戏剧中的仪式常被作存在主义的方式解读。但若将热内戏剧对仪式的使用与其在梅特莱教养所接受规训的经历相结合,则教养所经历的叛逆性仪式行为与作品中的反抗性仪式产生了互文。从仪式人类学的角度,热内戏剧中的角色作为社会边缘人,试图通过仪式进入阈限状态,脱离原有的社会结构,力图寻找反抗的力量却均以仪式的失败而告终。热内戏剧中仪式的意义并不是荒诞派戏剧所理解的虚幻性、重复性和压抑性,而是一种始终无法完成的个人发展的仪式。热内戏剧所展现不是普遍人类的困境,而是社会边缘人的一种困境。因此,热内的仪式戏剧以一种“类阈限”的方式区别于其他仪式戏剧,在仪式戏剧的谱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董永传说作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因其孝文化的思想内涵与教化功能,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尤其是戏曲领域,搬演剧种众多,其中黄梅戏《天仙配》改编与搬演最为成功。该剧一改传统戏中农民木讷、麻木甚至可笑的丑角形象,以“生活爱情”代替“郎才女貌”,根据时代审美创作了“仙女爱农民”的时代传奇,并将他们的爱情演绎得真挚动人,为中国戏曲创造了一个新型的农民形象与舞台表演行当,无论在戏曲编剧史还是表演史上,均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对当下传统戏曲如何守正创新与老戏新唱,具有极强的借鉴与启迪价值。

通过对历史文献、石窟壁画、出土文物以及当代龟兹乐舞创作进行梳理,可以明确龟兹乐舞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交融中生发、演变,体现着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和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四大文明交汇、碰撞,奠定了龟兹乐舞多样化的基础,而作为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的象征,龟兹乐舞在当代的复现与再创,体现着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代意涵。

人工智能融入编剧,并不意味着剧作者的主体地位受到动摇。这种人机协作的新编剧模式,必将催生新的编剧思维与创作习惯,因此,探索新形势下的编剧理论和策略十分必要。通过实践研究发现,在人工智能辅助编剧实践的过程中,应该结合大模型创作的优势与不足,注意建立结构化的创作思维,做到提示语清晰、具体、规范,及时介入基本构思、人物设定、分幕大纲各阶段,同时培养识别和修改剧本的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人工智能在编剧领域的创新发展。

川剧文献的整理是川剧艺术保护、传承、发展和研究的基石。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川剧文献整理在目录编制、剧本的校勘整理,音乐曲牌、舞台美术的发掘梳理,表演经验记录汇集以及志书集成编纂等方面,已取得一系列成果。然而,当下川剧文献整理仍面临诸多问题和存在种种不足。鉴于此,有必要继续对其展开全方位搜集和系统化整理,构建起完备的川剧文献资源体系,打造川剧文献资源数字服务平台,为川剧艺术保护、传承、发展和研究夯实根基,推动四川文化可持续发展。

畅音阁是紫禁城中现存唯一的三层大戏楼,该院区建筑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兴建,至今仍保存完好。本文通过梳理畅音阁院区建筑相关档案尤其是故宫博物院院藏档案,并多次实地考察畅音阁院区,梳理该建筑自兴修以来的修缮工作,不仅厘清了畅音阁院区建筑的修建历史,而且对现存扮戏楼兴建的时间问题重新予以判断,并认为畅音阁的兴建弥补了紫禁城东部宁寿宫区建筑功能的不足,且嘉庆朝的相关添建、改建工程与嘉庆帝庆寿演剧有莫大关系,而故宫博物院对畅音阁院区建筑的保护与修缮保障了畅音阁院区的建筑文物安全,为后人留下了紫禁城中仅存的三层大戏楼。

传统手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主要用于表现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精神、知识等,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特点。公共文化空间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公共性,包含人、公共空间和文化活动三个构成要素,是体现时空结构与文化关系、集中展示文化传统及文化模式的场域。本文对四川传统手工艺在公共文化空间下的保护现状和传承路径作了分析研究,并结合实际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性策略。

壮剧《香樟树下》以双线叙事的结构,一方面演绎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成立的过程,另一方面叙述当下农村社会的历史变迁,将历史与现实进行跨时空对话。贯穿全剧的香樟树既是舞台设计的主体部分,更是合寨村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的象征。《香樟树下》对人物的塑造体现着时代精神与时代特点,主张“回到历史现场”刻画核心人物的内心矛盾。在突破历史与现实的隔阂中进行叙述,《香樟树下》给当今乡村治理、文化传承带来的意义也由此显现。

川剧作为首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方戏曲,在当代传承与保护的进程中积极践行着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路径。在流行歌曲的乐曲创作、歌词创作、表演艺术等维度中,川剧元素的融汇应用不仅为歌曲作品赋予了更为多元的主题思想、内容素材、音乐风格,同时也拓展了川剧在当代的传承场域与创新应用方式,并为其活态传承与创新应用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文将深入研究中国电影发行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重点对中国电影发行市场的“前世今生”进行爬梳,以期深挖中国电影发行业的历史延承,着眼不同时期发行策略、思维和市场的行为模式与上下游链条主体之间的联系,于此全面审视中国电影发行业,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思考和借鉴。

“歌队”与“帮腔”分别是古希腊悲剧和中国戏曲中的重要元素,它们虽然分属不同的戏剧类别,但都有着戏剧艺术的共性,也有各自的特殊性。从共性看,它们在构成戏剧本体的抒情、叙事层次,与观众审美心理的输出和接受层次等方面发挥着大致相同的功能。从个性看,“歌队”是古希腊悲剧中一种特殊的戏剧因素,而“帮腔”则是中国戏曲中一种独特的演唱形式,它们形成和发展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背景,审美特征各有侧重。本文从历史角度梳理“歌队”与“帮腔”的起源及发展历程,从个性角度对比二者审美功能的异同,并通过当代舞台上的实际运用分析“歌队”与“帮腔”对人类情感及戏剧本体反映的差异。

新时代以来,中国歌剧进入了多元化发展的时期,优秀作品频出,收获了大量观众的认可。本文从中国歌剧艺术实践和理论研究两个维度出发,对2014—2024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歌剧的项目进行统计分析;对中国歌剧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基于LDA主题模型的焦点议题研究,进而了解新时代中国歌剧发展与传播的现状。研究发现,中国歌剧日渐显现时代性、民族性、多元化发展的特征,但同时也存在原创力不足,市场待开拓,传播路径相对单一,人才队伍建设需提升等问题,分析原因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以期对新时代中国歌剧发展与传播提供借鉴和参考。

理查德·谢克纳于1970年代初提出环境戏剧理论,主张打破镜框式舞台的剧场幻觉,回归原始戏剧仪式,将空间与演员表演紧密结合,以观众参与的方式实现戏剧的实践性功能。环境戏剧“去文本化”、注重空间、强调观众参与和身体话语的演出形式打破了传统叙事重文本的结构模式,将环境、观众、身体参与纳入导演叙事,重新定义了空间、观众、演员身体在叙事中的作用,推动了以剧作家为核心的戏剧叙事向导演主导舞台叙事模式的变革,极大地拓展了导演叙事的思路和视角,赋予戏剧以新的生机与活力。

索福克勒斯是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其作品被誉为悲剧艺术的典范,2000多年来对世界戏剧产生了深远影响。《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是索福克勒斯创作的两部重要作品,表现了命运的不可违抗、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戏剧主人公的英雄气质,凸显了索福克勒斯戏剧的悲剧精神,其所表现出来的对命运的探索与追问、对人的同情与赞颂,即使在当下依然值得关注和思考。

川剧是川渝地区共有的精神食粮和文化符号,也是不可分割的文化纽带,更是彰显文化自信的源泉。多年来,两地携手并进,共同致力于川剧文化的传承创新和繁荣发展,虽有起色,但振兴之路依然坎坷。绵延三百余年的川剧文化,迫切需要走出发展的困境。当前,数字技术突飞猛进,为文化领域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引擎和新动能,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汇聚两地川剧文化资源,统筹利用已有数字化成果,借助前沿数字技术以共建共享思维建设川渝地区川剧文化数字化共享平台,既是响应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之举、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也是促进两地川剧文化机构(单位)数字化转型升级、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关键途径。

木刻本川戏《卖油郎独占花魁》对“卖油郎”故事进行了本土化改造:适应蜀人喜好增删剧情,情节聚焦在爱情故事上;增设“丑”以波折剧情,铺写离别以煽情场面,“情”“趣”并重;采用蜀地方言俗语,改写人物形象,融入蜀人之乐善好施、热情果决的人情风貌,是独具特色的地方剧本。

川剧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更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对外传播好川剧,有利于以川剧为载体对外传播中国声音,提升文化国际传播力。媒体深度融合时代,川剧的对外传播要契合时代发展需求,在梳理分析川剧对外传播中的困难与障碍基础上,探索川剧文化的对外传播策略和“走出去”之路:以“大翻译”战略传播观强化对外译介,以“中国特色”构建新时代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同时寻找契合媒介融合环境的戏剧“场”,进而推动川剧文化以更多元的方式实现传承和传播乃至走向国际市场,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自强促进全球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从而进一步助推我国文化强国建设。

契诃夫写于1887年的剧本《伊凡诺夫》,是一部价值被严重低估的作品。在剧中,以“软体动物”伊凡诺夫的死,揭下19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矫饰的面具,宣布了“多余的人”应该退出历史和文学的舞台,同时为自己灵魂世界的“病症”作出了深刻的诊断。本文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分析了剧中的里沃夫医生,这位扮演替代上帝的“审判者”的医生形象,实际上是一个有着自圣倾向的热衷于写匿名信的狭隘的“正义者”,在他身上,契诃夫反思了只爱抽象的人类不爱具体的人的那些自诩启蒙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借助伊凡诺夫和里沃夫两个形象,契诃夫思考了即将到来的工业时代生态和人性的双重危机,更借由生态和人性的双重批判引出自己未来剧作的一条主线,那就是 “道德何为”以及“如何重建自然、文化和人性平衡”的问题。“正义者”形象的阐释,对于我们研究契诃夫的现代戏剧思想和创作技法的转型具有重要的价值。

川剧电影历经近70年的发展,在戏曲写意性与电影写实性的矛盾冲突下不断探索与实践,在中国百年电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本文通过梳理川剧电影的类型与改编手法,探寻川剧与电影碰撞后产生的“奇妙化学反应”,以期为川剧电影的创作提供理论依据。

梅兰芳作为京剧艺术世界传播的实践者和先行者,在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文化交流的视角审视梅兰芳对京剧艺术的现代化传承,回顾并反思梅兰芳京剧艺术在日本、美国和苏联的传播与接受,基于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理论审视梅兰芳京剧艺术与世界戏剧的交流互动,有助于增强中国传统戏曲的当代价值,对当下讲好中国故事也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张艺谋电影立足本土文化,推崇中国传统叙事。他善于运用民族意象,营造富有中国特色的电影文化景观叙事语境,通过视觉景观的戏剧化渲染,表现电影文化景观叙事美学。文化景观的“民族性表达”“形式美表达”“意境化表达”是张艺谋电影文化景观叙事表达的主要方法。对张艺谋电影文化景观叙事的探讨,对推动中国电影的景观化表达以及民族性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梅兰芳多次出国演出中,昆曲剧目一直是演出重点之一,如《思凡》《断桥》《刺虎》等。这些昆曲剧目在历次国外演出中,和其京剧剧目一样,颇受欢迎,在日本的某些观众眼中,其所演昆曲更远超京剧,这种接受心态基于日本当时急于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复活”和“保存”。梅兰芳海外演出昆曲,除了有冷热调剂、丰富舞台的功能之外,还有着为昆曲正名、促京昆两剧融合,以及推陈出新的目的在其中。梅兰芳的昆曲演出不仅对他自身的“梅派”艺术产生了重要作用,对国内京昆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新主流电影将主流意识形态与商业模式紧密结合,将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相结合,已产生不少口碑与票房双丰收的成功案例。《狙击手》作为新主流电影代表作之一,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叙事自觉:第一,采用以观众旨趣为导向的单一限定空间的高信息量、强叙事性的“硬核叙事”,将戏剧时空电影化呈现,给观众带来极致的叙事体验;第二,类型意识进一步加强,采用“双雄对决”的模式驱动类型叙事;第三,微观书写历史影像,凸显“人”的历史价值与意义,通过战争中的儿童影像重构历史记忆与建构影像认同。

宋俊华,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文化遗产》主编,中国傩戏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戏曲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研究。出版专著《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遗项目代表性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改进设计研究”。

戏曲跨文化传播是戏曲当代传承与发展的有效途径,是我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黄梅戏,其跨文化传播活动成效显著,值得关注。论文从文明交流互鉴视域分析黄梅戏跨文化传播的历史与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为黄梅戏乃至其他剧种的跨文化传播提供参照。

川东竹琴是渝东地区最具特色的曲种之一,是渝东地区民间说唱艺术的缩影,它将器乐演奏同说唱表演相融合,集川渝地区方言、民间故事、说唱技艺等民间文化为一体,独具韵味,体现了三峡库区地域文化的鲜明特点,是一种重要的舞台艺术表现形式。本文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东竹琴为例,从川东竹琴的历史演变、文化生态出发,探讨川东竹琴的生产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机制,以期为国内同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参考。

抗日战争时期,老舍从创作丰硕的小说领域跨入戏剧领域,先后创作出《残雾》《国家至上》《张自忠》等7个话剧,初步展现出独特的戏剧美学风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老舍在戏剧之路上继续砥砺前行,创作出《龙须沟》《茶馆》等经典剧作,经过孜孜不倦地探索,最终建构了老舍成熟、独特的戏剧美学,主要呈现为“话”的自觉、结构的独创性、叙事的幽默与荒诞。老舍的戏剧美学扎根于中国文化沃土,吸收了传统文艺的美学养分,极具民族特色。

新世纪以来,学界关于元明清戏曲改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包括跨文体和古人古事改编在内的取材研究,二是包括改编内容、方式、动因、效果、理论在内的综合研究。今后,元明清戏曲改编研究可在四个方面拓展和深化:重估古典戏曲改编的价值,注重其文献价值与戏曲史意义;从生产、传播和接受的角度把握改编作品,注重整体性研究;加强对戏曲与小说等俗文学文体关系发生的阐释,注重文体学研究;重视俗文学文体处理同一题材时的规律探讨,注重差异性研究。

《赵氏孤儿》是中国古典悲剧之一,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自纪君祥撰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后,有源源不断的改编作品涌上舞台和银幕。这些改编作品的叙事重心和悲剧主题都被重新思考,注入 “现代性”元素的新血液。无论是程婴救孤的动机变换,还是孤儿面对复仇选择时的犹豫,都从根本上触动着这个中国古典悲剧的核心。《赵氏孤儿》的改编历程也如同所有具有“现代性”的事物一样,留下一个省略号,为后来的发展留下了无限的发展时空。

《老妇还乡》是瑞士德语剧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该作以浓郁怪诞的艺术手法对公德、伦理及金钱观进行了深刻探讨,剧本后由剧作家徐棻联合玉溪市滇剧院改编为滇剧《贵妇还乡》。在保留原戏剧文本故事脉络的基础上,《贵妇还乡》对人物、情节、故事背景及舞台表现等进行了新的诠释,对西方经典剧作进行了本土化解读。经由对《贵妇还乡》的探讨,分析当代戏曲对西方经典戏剧的本土化转换过程,以探索地方戏曲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当前,各戏曲表演团体作为非遗保护主体,在如何对戏曲艺术进行有效传承和发展的问题上、在剧目创作和生产过程中,往往会面临“艺术创新”和“恪守传统”的两难选择。如何恰当地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让传统的戏曲艺术在当代步入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不仅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基于当前我国戏曲保护实践,笔者认为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应遵循四个原则:舞台上活态传承、团体上推出名角、创作上守正创新和传播上拓展场域。

20世纪初,梅兰芳以时装为主轴,创作出一连串时装新戏;同时,以梅兰芳和齐如山为首的“缀玉轩”还创作出一系列取材于古代故事的古装新戏。这些于20世纪初顺应时代变革在京剧表演上所做出的努力与尝试,对于反思新时期京剧发展在美学内涵上的探索具有启示意义:一方面京剧艺术在当代要展现美学新视野,注重经典性、现代性和主体性的融合;另一方面新剧创作须尊重传统,需要把现有的表演艺术、传统历史与记忆相结合,重新创作出适合于现代的传统京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