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剧《刁蛮公主戆驸马》改编自莎士比亚戏剧作品《驯悍记》,初版首演于1933年,由粤剧著名艺术家马师曾先生参与编演。经历多年的实践、改版的沉淀,该剧已经成为了广府百姓熟悉的粤剧传统剧目,直至今日,仍然活跃在各大剧团的舞台之上,是一部成功且具备意义的作品。以《刁蛮公主戆驸马》作为研究对象,对剧目分别从剧本、唱腔音乐以及舞台表演三个方面进行研究,探究其中粤剧创作手法的运用和独特之处,能够令更多人体会到粤剧传统技艺的魅力和价值。

短视频是目前川剧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而其中体验类短视频具有鲜明独特的优势,满足了短视频用户多个价值维度的需求,为川剧传承赋能。本研究以博主“池早是我”体验川剧花旦短视频走红网络的现象为例,分析考察其视频得以在网络广泛传播的内容特征与传播基础,再结合川剧文化传承的背景分析体验类短视频所具有的优势、所面临的机遇与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策略,以期为新时代川剧文化短视频传播提供参考。

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鲁迅小说《祝福》不断被改编为越剧、评剧、绍剧、淮剧、豫剧、曲剧、黄梅戏等多个剧种,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1980年代以来,《祝福》的戏曲改编状况与当时的传播媒介环境、戏曲生态诸多方面存在着既背反又契合的矛盾关系,叙事倾向于对个人、人性的张扬;思想主题方面注重对社会、时代的反思;舞台艺术注重对戏曲语汇的运用,为戏曲现代戏创作探索出一条科学可行的道路。从小说到戏曲的跨媒介改编,在重述和重构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文学性和通俗性、历史性和当下性、讲什么故事和如何讲故事等几方面的关系。

根据刘胡兰事迹创作的歌剧是英雄刘胡兰叙事的重要传播媒介。歌剧《刘胡兰》目前共有五个版本,通过梳理歌剧《刘胡兰》最初创作的背景以及版本变迁的过程,揭示了歌剧《刘胡兰》的经典化建构,不仅符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来塑造英雄人物的主流基调,而且对借助新歌剧表现理想的现代英雄作了有益探索,对刘胡兰形象的传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新时代川剧发展危机与机遇并存,通过数据分析、实地调研、学者研讨和数据汇总,发现川剧保护传承面临着市场萎缩、观众流失、演出团体生存艰难、从业人员老化、人才培养断层、大众接受多样化等现实问题。基于此,报告建议在优化区域统筹、加大资金政策支持力度的基础上,以院团改革、人才储备、繁荣创作、普及引导和文旅融合等措施来推进川剧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目标的实现。

川剧作为首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统戏剧项目,是四川省非遗保护历程最长的项目之一。以各级传承人为代表的传承群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川剧非遗保护工作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充分发挥了其引领示范作用。但客观来看,目前川剧非遗保护的现状与国家整体性的非遗保护工作进程相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如川剧传承人队伍建设有待优化,部分传承模式较为固化单一。直面川剧及其传承人在非遗保护工作中的问题、困境并积极寻求解决对策是川剧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任务。

中国电影文体论研究隶属于中国电影学派,在学理上,凸显“中国性”“民族性”是它的根基,需要解决中国问题(主题)、中华民族性和中国电影生产之间的内在张力问题。本文重点:第一在于定义何为中国电影文体论,即它是一种洞察和分析电影表意的哪种元素组合、何种路径凸显为具有文体命名特征之媒介和母法的理论;第二在于建立该理论的框架,它包含本体论、形态论、生成论和创造论;第三在于揭示该理论体系中的价值和方法论。其中,电影文体的生成路径,即从“工业外部”“工业内部”“作者意向性”之三元性路径生成,为生成论的重点。

董永传说作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因其孝文化的思想内涵与教化功能,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尤其是戏曲领域,搬演剧种众多,其中黄梅戏《天仙配》改编与搬演最为成功。该剧一改传统戏中农民木讷、麻木甚至可笑的丑角形象,以“生活爱情”代替“郎才女貌”,根据时代审美创作了“仙女爱农民”的时代传奇,并将他们的爱情演绎得真挚动人,为中国戏曲创造了一个新型的农民形象与舞台表演行当,无论在戏曲编剧史还是表演史上,均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对当下传统戏曲如何守正创新与老戏新唱,具有极强的借鉴与启迪价值。

经典作品的电影改编历来是学界的研究热点,鲁迅小说也不例外。自1956年《祝福》上映,迄今已有5部鲁迅小说被搬上银幕,期间关于鲁迅小说电影改编的研究文献共计190余篇。经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分析,文献数量呈现出两个峰值和一个稳定上升期,其演变特征与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电影产业格局和鲁迅研究动态紧密相关。同时,深层次挖掘文献内容,反思研究现状、电影改编的忠实性问题、纪实文献的史料价值以及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转变,已成为鲁迅小说电影改编研究的主要路径与方向。

关于鲁迅文学作品的戏曲改编历来丰富,其中改编“祥林嫂”故事的剧作最多,也最具代表性。曲剧《鲁镇》(2021)作为鲁著改编的新作,在统合《祝福》《狂人日记》等多部经典小说的基础上,再现了鲁迅的故乡“鲁镇”的文化生态,重塑了鲁迅文学的内在精神,尤其在对小说《祝福》的戏曲改编上,实现了从阶级批判到文化重塑的超越。同时,它在经典名著与通俗戏曲、传统艺术与现代文学之间架起了桥梁,极大提升了河南戏曲的现代品格,可为今后文学经典的戏曲改编提供丰富的艺术启发。

2024年戏曲艺术的创作和演出基本呈平稳态势。从年初持续到岁末的20余次戏曲展演渐趋平台化与机制化;戏曲人才培养模式也向专业化和常态化发展;戏曲学科发展与三大体系建设卓有成效,梅兰芳研究正成长为学科的重要增长点;戏曲剧目创演方面,小剧场做足大文章,老题材尽显新面貌,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和一系列经典折子戏是本年度的精彩华章;本年度行业热点关注“戏曲破圈”,聚焦“人工智能”;围绕青春版《牡丹亭》首演20周年纪念活动,总结戏曲艺术创新发展经验;“全国南戏展演”搭建古老剧种“朋友圈”;昆曲界挖掘宫廷戏曲资源,打造经典演出新路径;沉浸式演出亟待规范有序。

中国戏剧的现代性建构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关于20世纪中国戏剧现代性的起源应回溯至晚清的梁启超。他以线性的时间意识和世界性的发展眼光,率先开启了中国戏剧的现代变革。民族国家构想、立人新民要求和艺术表现自觉是梁启超建构中国现代戏剧的主要维度,也是他为20世纪中国戏剧注入的基本现代性观念。梁启超的戏剧思想存在深刻的矛盾,他在戏曲改良时以启蒙现代性置换审美现代性,到了晚年又试图调和“审美”与“功利”的关系,其关于现代性双重面相的反思对当今中国戏剧的发展仍有重要意义。

新编脱贫攻坚主题现代晋剧《圪梁梁上》由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创作。作品聚焦时代主题,以扶贫一线干部为原型,讲述了云岭村脱贫致富的故事,弘扬了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该剧无论在剧本创作、舞美设计,还是声腔旋律上都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感受。本文将从其唱腔设计与音响设计的视角切入,阐释该剧的音乐特点。

中国古典舞是中国的主干舞种,展现出极为深厚的民族性和艺术价值。其中,由动作、组合、语汇三要素构成的语言形态是舞蹈的根本。女子独舞《春江花月夜》是当代中国古典舞的代表作品之一,通过对该作在不同社会历史语境下的两个版本所呈现出的语言形态进行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典舞语言形态的“变”与“不变”,连缀着当代中国古典舞的创新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当代中国古典舞语言形态逐步丰富、成熟的过程,也彰显了中国古典舞语言形态传承的核心要义。

钢琴曲《川剧音乐组曲》是川剧音乐元素的钢琴化表达,是巴蜀美学风格的现代性表述。作曲家宋名筑将西方钢琴的曲式结构、功能和声、音乐发展手法与中国五声性调式融合,使用川剧音乐基本音调元素进行了拼贴、变形,通过模拟、类比创作手法,将川剧的唱腔、音韵以及伴奏背景展现出来,形成了浓郁的巴蜀风格,在钢琴上创造出巴蜀风格的音乐语汇。

梁山灯戏是巴渝文化皇冠上最为闪耀的一颗明珠,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汲取本地民间文学、歌舞、音乐、杂耍、美术的精华和特点为一体,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特色。梁山灯戏是我们为之骄傲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巴蜀艺术瑰宝,它曾是川东地区人民的最爱,也是巴渝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根源性的艺术形式之一。梁山灯戏立足于民间、发源于生活,具有下里巴人自编的“嬉嘘”故事内容、乡村俚俗表现艺术和别具一格的音乐特征,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魅力。

2009年,南音项目入选联合国非遗保护名录。南音上接唐宋,下承明清,保存了大量中国古代音乐的表演形制和乐种文化形态,它以曲牌的多样性、演唱方法的原生性,跨越了地区限制,不仅是我国闽台地区一种重要的曲艺样式,更是中华文明音乐发展的活态样本。南音在我国音乐史、曲艺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和举足轻重的音乐史料作用。在10余年的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中,南音的历史沿承、艺术本体、传承方式深刻地影响其表演生态。本文从南音音乐的地域形态、艺术形态、文化形态、观念形态等方面切入,深入探析南音艺术在音乐层面的艺术特质和历史沿承,并结合今天泉州、厦门、台北等地南音演出状况,从非遗传承的视角,分析和探求南音音乐文化在当代的价值功能和传播策略。

讲述中奥跨国婚恋故事的经典轻歌剧《微笑王国》,在欧洲影响深远,却不为我国观众熟知。该剧由《黄马褂》改编而来,但《黄马褂》问世后反响平平,《微笑王国》则被奉为经典。除了基本故事结构和戏剧冲突,二者在人物设定、故事结局、语言风格、跨文化反思等方面都呈现出较大差异。一败一成,其中缘由未必全在于剧目质量,也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人文艺术环境有关。本文考察从《黄马褂》到《微笑王国》的产生、发展和接受及其跨文化性,以期为国内受众提供更多背景信息和观察视角。

曹禺的戏剧常以闯入式结构营造戏剧冲突,剧中多塑造一个闯入者形象,同时曹禺戏剧承接了易卜生笔下娜拉“出走模式”的链条,在戏剧中也时常生成一个出走者形象,闯入者与出走者随着情节发展在冲突中生成各类人物结构模式。曹禺戏剧中的闯入者、出走者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心理内涵,在戏剧作品中发挥着制造戏剧冲突、关注社会问题等作用。将二者进行比较分析,能更好地把握曹禺戏剧人物形象的生成方式,揭示曹禺戏剧所反映的深层社会矛盾,探究曹禺生命意识转化为戏剧文本的过程。

数智时代,随着全媒体的整合形成,平台媒介井喷式增长的结束,UGC、PGC、OGC等生产模式的完善,加之AI、AR、VR等数字智能技术的出现,以非遗为主题的传播内容不论在数量、范围及效果上均得以增强,并呈现出了一定的转文化传播特质,因此加强非遗传播方向的学术研究愈发重要。本文基于非遗传播实例,以转文化传播的研究视野为切入点,对非遗在日常功能、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及传播主体等四个方面所呈现出的转文化传播特质进行分析,以期厘清非遗传播现状和发展路径,助力非遗的“活态化”传承。

田纳西·威廉姆斯是造型戏剧一词的提出者,他在《玻璃动物园》的剧本说明中表达了他的戏剧理念。威廉姆斯认为,真理、生命或现实是一种有机的事物,诗意的想象只能通过转化和改变表象的呈现形式,才能在本质上代表或暗示它们;通过对戏剧要素的充分运用,能够使剧作人物无形的情感体验化为可感可见的事物在舞台上呈现。威廉姆斯将其独创的造型戏剧理念融入剧作之中,让梦幻舞台与残酷现实交织起来,构建了一个诗意的永恒家园,同时塑造了一群独特的南方人形象,并调动全部戏剧要素试图呈现出他们“错位”的身份认知和情感。透过视、听、语言和种种细节的全方位展现,威廉姆斯笔下这群南方人内心交织的光影得以外化。

新媒体时代如何借助新的跨界融合传播手段助推川剧节目的广泛传播,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川剧的创新传播,让川剧重回大众视野从而推动川剧的传承和发展,是川剧电视节目从业者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四川广播电视台文化旅游频道《好戏连台》川剧宣传展示全媒体平台为研究对象,聚焦川剧电视节目的内容制作、运营传播、IP衍生开发等,从内容形式创新、创新传播互动、IP联动开发三个方面分析川剧电视节目的融合传播路径。

契诃夫写于1887年的剧本《伊凡诺夫》,是一部价值被严重低估的作品。在剧中,以“软体动物”伊凡诺夫的死,揭下19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矫饰的面具,宣布了“多余的人”应该退出历史和文学的舞台,同时为自己灵魂世界的“病症”作出了深刻的诊断。本文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分析了剧中的里沃夫医生,这位扮演替代上帝的“审判者”的医生形象,实际上是一个有着自圣倾向的热衷于写匿名信的狭隘的“正义者”,在他身上,契诃夫反思了只爱抽象的人类不爱具体的人的那些自诩启蒙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借助伊凡诺夫和里沃夫两个形象,契诃夫思考了即将到来的工业时代生态和人性的双重危机,更借由生态和人性的双重批判引出自己未来剧作的一条主线,那就是 “道德何为”以及“如何重建自然、文化和人性平衡”的问题。“正义者”形象的阐释,对于我们研究契诃夫的现代戏剧思想和创作技法的转型具有重要的价值。

本文将深入研究中国电影发行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重点对中国电影发行市场的“前世今生”进行爬梳,以期深挖中国电影发行业的历史延承,着眼不同时期发行策略、思维和市场的行为模式与上下游链条主体之间的联系,于此全面审视中国电影发行业,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思考和借鉴。

人工智能融入编剧,并不意味着剧作者的主体地位受到动摇。这种人机协作的新编剧模式,必将催生新的编剧思维与创作习惯,因此,探索新形势下的编剧理论和策略十分必要。通过实践研究发现,在人工智能辅助编剧实践的过程中,应该结合大模型创作的优势与不足,注意建立结构化的创作思维,做到提示语清晰、具体、规范,及时介入基本构思、人物设定、分幕大纲各阶段,同时培养识别和修改剧本的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人工智能在编剧领域的创新发展。

《海的尽头是草原》是由香港导演尔冬升执导,以家喻户晓的“三千孤儿入内蒙”历史事件为创作原型、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特征的民族类型影视作品。影片以诗意化的方式展现了民族互嵌景观,从空间和心理层面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同时以温暖笔法呈现出民族共同体的温情气质。影片作为新时代民族主旋律电影深化了民族团结与民族融合的时代主题,历史和现实的深度契合增强了时代机制,引起观众的代际认同与情感共鸣。《海的尽头是草原》是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下的艺术性尝试,同时亦为新时代少数民族电影创作提供了全新思路。

贵州有非常丰富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资源,但在新时代语境下,贵州少数民族音乐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传承困境。文化融合为贵州少数民族音乐传承创新提供了思路。实践中可从创新传承内容、拓展传承对象、创新传播方式、做好产业开发四个维度采取措施,推动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索福克勒斯是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其作品被誉为悲剧艺术的典范,2000多年来对世界戏剧产生了深远影响。《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是索福克勒斯创作的两部重要作品,表现了命运的不可违抗、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戏剧主人公的英雄气质,凸显了索福克勒斯戏剧的悲剧精神,其所表现出来的对命运的探索与追问、对人的同情与赞颂,即使在当下依然值得关注和思考。

儿童戏剧与神话在发生学上具有同源性,在想象性建构上也具有相似性。神话想象中的超然性和仪式性、神话身体性中的直观感性和真实性交流,以及神话精神中的狂欢表达,都与儿童戏剧的创作规律有着内在本质上的对应关系。儿童戏剧从神话精神的三个维度汲取养分,既为儿童戏剧的创作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源泉,也对探寻儿童戏剧的艺术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老舍从创作丰硕的小说领域跨入戏剧领域,先后创作出《残雾》《国家至上》《张自忠》等7个话剧,初步展现出独特的戏剧美学风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老舍在戏剧之路上继续砥砺前行,创作出《龙须沟》《茶馆》等经典剧作,经过孜孜不倦地探索,最终建构了老舍成熟、独特的戏剧美学,主要呈现为“话”的自觉、结构的独创性、叙事的幽默与荒诞。老舍的戏剧美学扎根于中国文化沃土,吸收了传统文艺的美学养分,极具民族特色。

秦汉战鼓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宝,是我国古代军事战争的文化遗存,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活资料、活形象。秦汉战鼓蕴含着秦人深厚的文化内涵,体现着大秦将士的军魂。本文通过剖析秦汉战鼓的艺术形态、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揭示其独特的艺术文化特质。分析其在当代传承中所面临的困境,结合当前非遗传承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谢平安导演作为中国戏曲界的杰出代表,对戏曲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首先,本文从保留区域性文化和程式性艺术、语言性自觉认同、自信型文化价值三个方面,深入剖析谢平安“背靠传统”艺术思维的理论内涵。接着,围绕符号化抽象提炼、实验型剧本探索、外化型人物革新以及多样化舞美设计等实践维度,阐述谢平安导演在戏曲艺术领域的创新探索。最后,本文聚焦于文化底蕴、综合能力和市场风尚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谢平安导演“眼望未来”的戏曲导演人才培养路径。本研究不仅深入挖掘谢平安导演的戏曲理论,还结合具体剧目进行实证分析,旨在为戏曲导演的人才培养之路提供一些启示和思路。

2023年,在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背景下,中国电视剧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电视剧生产方面,提质减量成为行业共识,制作方更加注重作品的质量和文化内涵;在传播路径上,各大卫视深耕多维传播,互联网视频平台量质同升,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影视文旅融合发酵地;电视剧业态方面同样出现新变化,短视频与微短剧的兴起促使电视剧行业提质减量,走精品化发展道路;AIGC技术等赋能电视剧制作,引发产业剧变。这一系列变革为中国电视剧行业注入新的活力,为文化产业全球化发展铺平了道路。

川剧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更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对外传播好川剧,有利于以川剧为载体对外传播中国声音,提升文化国际传播力。媒体深度融合时代,川剧的对外传播要契合时代发展需求,在梳理分析川剧对外传播中的困难与障碍基础上,探索川剧文化的对外传播策略和“走出去”之路:以“大翻译”战略传播观强化对外译介,以“中国特色”构建新时代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同时寻找契合媒介融合环境的戏剧“场”,进而推动川剧文化以更多元的方式实现传承和传播乃至走向国际市场,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自强促进全球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从而进一步助推我国文化强国建设。

传统手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主要用于表现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精神、知识等,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特点。公共文化空间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公共性,包含人、公共空间和文化活动三个构成要素,是体现时空结构与文化关系、集中展示文化传统及文化模式的场域。本文对四川传统手工艺在公共文化空间下的保护现状和传承路径作了分析研究,并结合实际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性策略。

川剧是川渝地区共有的精神食粮和文化符号,也是不可分割的文化纽带,更是彰显文化自信的源泉。多年来,两地携手并进,共同致力于川剧文化的传承创新和繁荣发展,虽有起色,但振兴之路依然坎坷。绵延三百余年的川剧文化,迫切需要走出发展的困境。当前,数字技术突飞猛进,为文化领域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引擎和新动能,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汇聚两地川剧文化资源,统筹利用已有数字化成果,借助前沿数字技术以共建共享思维建设川渝地区川剧文化数字化共享平台,既是响应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之举、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也是促进两地川剧文化机构(单位)数字化转型升级、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关键途径。

理查德·谢克纳于1970年代初提出环境戏剧理论,主张打破镜框式舞台的剧场幻觉,回归原始戏剧仪式,将空间与演员表演紧密结合,以观众参与的方式实现戏剧的实践性功能。环境戏剧“去文本化”、注重空间、强调观众参与和身体话语的演出形式打破了传统叙事重文本的结构模式,将环境、观众、身体参与纳入导演叙事,重新定义了空间、观众、演员身体在叙事中的作用,推动了以剧作家为核心的戏剧叙事向导演主导舞台叙事模式的变革,极大地拓展了导演叙事的思路和视角,赋予戏剧以新的生机与活力。

川剧电影历经近70年的发展,在戏曲写意性与电影写实性的矛盾冲突下不断探索与实践,在中国百年电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本文通过梳理川剧电影的类型与改编手法,探寻川剧与电影碰撞后产生的“奇妙化学反应”,以期为川剧电影的创作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春节联欢晚会舞台上的原创舞蹈《锦鲤》为例,探讨了文艺创新视域下传统文化与现代舞蹈的结合创作。首先,文章对文艺创新的概念与特征进行阐释,通过对《锦鲤》的分析,探讨了传统文化在现代舞蹈作品中的表现形式。同时,文章深入地分析了现代舞蹈的表现手法与技巧,以《锦鲤》的演绎为例总结舞蹈呈现的艺术效果、观众与专家的评价和反响,以及舞蹈创作中的亮点与存在的挑战。最后,文章提出了在文化创新视域下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舞蹈结合创作的思考,展望了未来相关研究的方向与发展,以期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