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戏曲艺术的创作和演出基本呈平稳态势。从年初持续到岁末的20余次戏曲展演渐趋平台化与机制化;戏曲人才培养模式也向专业化和常态化发展;戏曲学科发展与三大体系建设卓有成效,梅兰芳研究正成长为学科的重要增长点;戏曲剧目创演方面,小剧场做足大文章,老题材尽显新面貌,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和一系列经典折子戏是本年度的精彩华章;本年度行业热点关注“戏曲破圈”,聚焦“人工智能”;围绕青春版《牡丹亭》首演20周年纪念活动,总结戏曲艺术创新发展经验;“全国南戏展演”搭建古老剧种“朋友圈”;昆曲界挖掘宫廷戏曲资源,打造经典演出新路径;沉浸式演出亟待规范有序。

根据刘胡兰事迹创作的歌剧是英雄刘胡兰叙事的重要传播媒介。歌剧《刘胡兰》目前共有五个版本,通过梳理歌剧《刘胡兰》最初创作的背景以及版本变迁的过程,揭示了歌剧《刘胡兰》的经典化建构,不仅符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来塑造英雄人物的主流基调,而且对借助新歌剧表现理想的现代英雄作了有益探索,对刘胡兰形象的传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新时代川剧发展危机与机遇并存,通过数据分析、实地调研、学者研讨和数据汇总,发现川剧保护传承面临着市场萎缩、观众流失、演出团体生存艰难、从业人员老化、人才培养断层、大众接受多样化等现实问题。基于此,报告建议在优化区域统筹、加大资金政策支持力度的基础上,以院团改革、人才储备、繁荣创作、普及引导和文旅融合等措施来推进川剧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目标的实现。

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鲁迅小说《祝福》不断被改编为越剧、评剧、绍剧、淮剧、豫剧、曲剧、黄梅戏等多个剧种,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1980年代以来,《祝福》的戏曲改编状况与当时的传播媒介环境、戏曲生态诸多方面存在着既背反又契合的矛盾关系,叙事倾向于对个人、人性的张扬;思想主题方面注重对社会、时代的反思;舞台艺术注重对戏曲语汇的运用,为戏曲现代戏创作探索出一条科学可行的道路。从小说到戏曲的跨媒介改编,在重述和重构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文学性和通俗性、历史性和当下性、讲什么故事和如何讲故事等几方面的关系。

董永传说作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因其孝文化的思想内涵与教化功能,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尤其是戏曲领域,搬演剧种众多,其中黄梅戏《天仙配》改编与搬演最为成功。该剧一改传统戏中农民木讷、麻木甚至可笑的丑角形象,以“生活爱情”代替“郎才女貌”,根据时代审美创作了“仙女爱农民”的时代传奇,并将他们的爱情演绎得真挚动人,为中国戏曲创造了一个新型的农民形象与舞台表演行当,无论在戏曲编剧史还是表演史上,均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对当下传统戏曲如何守正创新与老戏新唱,具有极强的借鉴与启迪价值。

川剧作为首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统戏剧项目,是四川省非遗保护历程最长的项目之一。以各级传承人为代表的传承群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川剧非遗保护工作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充分发挥了其引领示范作用。但客观来看,目前川剧非遗保护的现状与国家整体性的非遗保护工作进程相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如川剧传承人队伍建设有待优化,部分传承模式较为固化单一。直面川剧及其传承人在非遗保护工作中的问题、困境并积极寻求解决对策是川剧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任务。

2009年,南音项目入选联合国非遗保护名录。南音上接唐宋,下承明清,保存了大量中国古代音乐的表演形制和乐种文化形态,它以曲牌的多样性、演唱方法的原生性,跨越了地区限制,不仅是我国闽台地区一种重要的曲艺样式,更是中华文明音乐发展的活态样本。南音在我国音乐史、曲艺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和举足轻重的音乐史料作用。在10余年的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中,南音的历史沿承、艺术本体、传承方式深刻地影响其表演生态。本文从南音音乐的地域形态、艺术形态、文化形态、观念形态等方面切入,深入探析南音艺术在音乐层面的艺术特质和历史沿承,并结合今天泉州、厦门、台北等地南音演出状况,从非遗传承的视角,分析和探求南音音乐文化在当代的价值功能和传播策略。

梁山灯戏是巴渝文化皇冠上最为闪耀的一颗明珠,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汲取本地民间文学、歌舞、音乐、杂耍、美术的精华和特点为一体,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特色。梁山灯戏是我们为之骄傲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巴蜀艺术瑰宝,它曾是川东地区人民的最爱,也是巴渝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根源性的艺术形式之一。梁山灯戏立足于民间、发源于生活,具有下里巴人自编的“嬉嘘”故事内容、乡村俚俗表现艺术和别具一格的音乐特征,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魅力。

中国电影文体论研究隶属于中国电影学派,在学理上,凸显“中国性”“民族性”是它的根基,需要解决中国问题(主题)、中华民族性和中国电影生产之间的内在张力问题。本文重点:第一在于定义何为中国电影文体论,即它是一种洞察和分析电影表意的哪种元素组合、何种路径凸显为具有文体命名特征之媒介和母法的理论;第二在于建立该理论的框架,它包含本体论、形态论、生成论和创造论;第三在于揭示该理论体系中的价值和方法论。其中,电影文体的生成路径,即从“工业外部”“工业内部”“作者意向性”之三元性路径生成,为生成论的重点。

人工智能融入编剧,并不意味着剧作者的主体地位受到动摇。这种人机协作的新编剧模式,必将催生新的编剧思维与创作习惯,因此,探索新形势下的编剧理论和策略十分必要。通过实践研究发现,在人工智能辅助编剧实践的过程中,应该结合大模型创作的优势与不足,注意建立结构化的创作思维,做到提示语清晰、具体、规范,及时介入基本构思、人物设定、分幕大纲各阶段,同时培养识别和修改剧本的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人工智能在编剧领域的创新发展。

关于鲁迅文学作品的戏曲改编历来丰富,其中改编“祥林嫂”故事的剧作最多,也最具代表性。曲剧《鲁镇》(2021)作为鲁著改编的新作,在统合《祝福》《狂人日记》等多部经典小说的基础上,再现了鲁迅的故乡“鲁镇”的文化生态,重塑了鲁迅文学的内在精神,尤其在对小说《祝福》的戏曲改编上,实现了从阶级批判到文化重塑的超越。同时,它在经典名著与通俗戏曲、传统艺术与现代文学之间架起了桥梁,极大提升了河南戏曲的现代品格,可为今后文学经典的戏曲改编提供丰富的艺术启发。

中国戏剧的现代性建构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关于20世纪中国戏剧现代性的起源应回溯至晚清的梁启超。他以线性的时间意识和世界性的发展眼光,率先开启了中国戏剧的现代变革。民族国家构想、立人新民要求和艺术表现自觉是梁启超建构中国现代戏剧的主要维度,也是他为20世纪中国戏剧注入的基本现代性观念。梁启超的戏剧思想存在深刻的矛盾,他在戏曲改良时以启蒙现代性置换审美现代性,到了晚年又试图调和“审美”与“功利”的关系,其关于现代性双重面相的反思对当今中国戏剧的发展仍有重要意义。

秦汉战鼓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宝,是我国古代军事战争的文化遗存,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活资料、活形象。秦汉战鼓蕴含着秦人深厚的文化内涵,体现着大秦将士的军魂。本文通过剖析秦汉战鼓的艺术形态、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揭示其独特的艺术文化特质。分析其在当代传承中所面临的困境,结合当前非遗传承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古典舞是中国的主干舞种,展现出极为深厚的民族性和艺术价值。其中,由动作、组合、语汇三要素构成的语言形态是舞蹈的根本。女子独舞《春江花月夜》是当代中国古典舞的代表作品之一,通过对该作在不同社会历史语境下的两个版本所呈现出的语言形态进行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典舞语言形态的“变”与“不变”,连缀着当代中国古典舞的创新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当代中国古典舞语言形态逐步丰富、成熟的过程,也彰显了中国古典舞语言形态传承的核心要义。

经典电影叙事学和中观叙事研究等对于电影本体进行叙事研究的理论往往挪用非电影语言媒介叙事学作为理论基础,默认“电影可以叙述事件”这一前提。而早期电影中字幕卡和解说员的在场则意味着单纯的电影语言确实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叙事障碍。为了解决电影语言与电影事件叙述之间的理论鸿沟,布朗·W等学者提出了电影前叙事理论。电影意象叙事思想认为电影叙事的核心在于意象而非情节,兼有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的双重意蕴,为电影前叙事理论提供了跨文化的理论支撑与发展潜力。电影语言中的画面被观众理解成为意象,意象的群组在时空关系下构成现象,多重现象遵照最小路径原则下的递归过程生成事件,并成为主流电影叙事理论的自然叙事预建构环节。电影意象叙事思想并不反对主流电影叙事理论,而是作为电影前叙事理论的补充与发展,连接电影语言与电影事件叙述的桥梁,是包容多种叙事理论与实践的开放理论。

曹禺的戏剧常以闯入式结构营造戏剧冲突,剧中多塑造一个闯入者形象,同时曹禺戏剧承接了易卜生笔下娜拉“出走模式”的链条,在戏剧中也时常生成一个出走者形象,闯入者与出走者随着情节发展在冲突中生成各类人物结构模式。曹禺戏剧中的闯入者、出走者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心理内涵,在戏剧作品中发挥着制造戏剧冲突、关注社会问题等作用。将二者进行比较分析,能更好地把握曹禺戏剧人物形象的生成方式,揭示曹禺戏剧所反映的深层社会矛盾,探究曹禺生命意识转化为戏剧文本的过程。

讲述中奥跨国婚恋故事的经典轻歌剧《微笑王国》,在欧洲影响深远,却不为我国观众熟知。该剧由《黄马褂》改编而来,但《黄马褂》问世后反响平平,《微笑王国》则被奉为经典。除了基本故事结构和戏剧冲突,二者在人物设定、故事结局、语言风格、跨文化反思等方面都呈现出较大差异。一败一成,其中缘由未必全在于剧目质量,也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人文艺术环境有关。本文考察从《黄马褂》到《微笑王国》的产生、发展和接受及其跨文化性,以期为国内受众提供更多背景信息和观察视角。

新媒体时代如何借助新的跨界融合传播手段助推川剧节目的广泛传播,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川剧的创新传播,让川剧重回大众视野从而推动川剧的传承和发展,是川剧电视节目从业者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四川广播电视台文化旅游频道《好戏连台》川剧宣传展示全媒体平台为研究对象,聚焦川剧电视节目的内容制作、运营传播、IP衍生开发等,从内容形式创新、创新传播互动、IP联动开发三个方面分析川剧电视节目的融合传播路径。

本文将深入研究中国电影发行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重点对中国电影发行市场的“前世今生”进行爬梳,以期深挖中国电影发行业的历史延承,着眼不同时期发行策略、思维和市场的行为模式与上下游链条主体之间的联系,于此全面审视中国电影发行业,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思考和借鉴。

川剧文献的整理是川剧艺术保护、传承、发展和研究的基石。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川剧文献整理在目录编制、剧本的校勘整理,音乐曲牌、舞台美术的发掘梳理,表演经验记录汇集以及志书集成编纂等方面,已取得一系列成果。然而,当下川剧文献整理仍面临诸多问题和存在种种不足。鉴于此,有必要继续对其展开全方位搜集和系统化整理,构建起完备的川剧文献资源体系,打造川剧文献资源数字服务平台,为川剧艺术保护、传承、发展和研究夯实根基,推动四川文化可持续发展。

传统手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主要用于表现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精神、知识等,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特点。公共文化空间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公共性,包含人、公共空间和文化活动三个构成要素,是体现时空结构与文化关系、集中展示文化传统及文化模式的场域。本文对四川传统手工艺在公共文化空间下的保护现状和传承路径作了分析研究,并结合实际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性策略。

畅音阁是紫禁城中现存唯一的三层大戏楼,该院区建筑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兴建,至今仍保存完好。本文通过梳理畅音阁院区建筑相关档案尤其是故宫博物院院藏档案,并多次实地考察畅音阁院区,梳理该建筑自兴修以来的修缮工作,不仅厘清了畅音阁院区建筑的修建历史,而且对现存扮戏楼兴建的时间问题重新予以判断,并认为畅音阁的兴建弥补了紫禁城东部宁寿宫区建筑功能的不足,且嘉庆朝的相关添建、改建工程与嘉庆帝庆寿演剧有莫大关系,而故宫博物院对畅音阁院区建筑的保护与修缮保障了畅音阁院区的建筑文物安全,为后人留下了紫禁城中仅存的三层大戏楼。

壮剧《香樟树下》以双线叙事的结构,一方面演绎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成立的过程,另一方面叙述当下农村社会的历史变迁,将历史与现实进行跨时空对话。贯穿全剧的香樟树既是舞台设计的主体部分,更是合寨村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的象征。《香樟树下》对人物的塑造体现着时代精神与时代特点,主张“回到历史现场”刻画核心人物的内心矛盾。在突破历史与现实的隔阂中进行叙述,《香樟树下》给当今乡村治理、文化传承带来的意义也由此显现。

契诃夫写于1887年的剧本《伊凡诺夫》,是一部价值被严重低估的作品。在剧中,以“软体动物”伊凡诺夫的死,揭下19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矫饰的面具,宣布了“多余的人”应该退出历史和文学的舞台,同时为自己灵魂世界的“病症”作出了深刻的诊断。本文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分析了剧中的里沃夫医生,这位扮演替代上帝的“审判者”的医生形象,实际上是一个有着自圣倾向的热衷于写匿名信的狭隘的“正义者”,在他身上,契诃夫反思了只爱抽象的人类不爱具体的人的那些自诩启蒙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借助伊凡诺夫和里沃夫两个形象,契诃夫思考了即将到来的工业时代生态和人性的双重危机,更借由生态和人性的双重批判引出自己未来剧作的一条主线,那就是 “道德何为”以及“如何重建自然、文化和人性平衡”的问题。“正义者”形象的阐释,对于我们研究契诃夫的现代戏剧思想和创作技法的转型具有重要的价值。

川剧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更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对外传播好川剧,有利于以川剧为载体对外传播中国声音,提升文化国际传播力。媒体深度融合时代,川剧的对外传播要契合时代发展需求,在梳理分析川剧对外传播中的困难与障碍基础上,探索川剧文化的对外传播策略和“走出去”之路:以“大翻译”战略传播观强化对外译介,以“中国特色”构建新时代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同时寻找契合媒介融合环境的戏剧“场”,进而推动川剧文化以更多元的方式实现传承和传播乃至走向国际市场,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自强促进全球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从而进一步助推我国文化强国建设。

川剧作为首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方戏曲,在当代传承与保护的进程中积极践行着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路径。在流行歌曲的乐曲创作、歌词创作、表演艺术等维度中,川剧元素的融汇应用不仅为歌曲作品赋予了更为多元的主题思想、内容素材、音乐风格,同时也拓展了川剧在当代的传承场域与创新应用方式,并为其活态传承与创新应用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时代以来,中国歌剧进入了多元化发展的时期,优秀作品频出,收获了大量观众的认可。本文从中国歌剧艺术实践和理论研究两个维度出发,对2014—2024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歌剧的项目进行统计分析;对中国歌剧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基于LDA主题模型的焦点议题研究,进而了解新时代中国歌剧发展与传播的现状。研究发现,中国歌剧日渐显现时代性、民族性、多元化发展的特征,但同时也存在原创力不足,市场待开拓,传播路径相对单一,人才队伍建设需提升等问题,分析原因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以期对新时代中国歌剧发展与传播提供借鉴和参考。

索福克勒斯是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其作品被誉为悲剧艺术的典范,2000多年来对世界戏剧产生了深远影响。《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是索福克勒斯创作的两部重要作品,表现了命运的不可违抗、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戏剧主人公的英雄气质,凸显了索福克勒斯戏剧的悲剧精神,其所表现出来的对命运的探索与追问、对人的同情与赞颂,即使在当下依然值得关注和思考。

川剧是川渝地区共有的精神食粮和文化符号,也是不可分割的文化纽带,更是彰显文化自信的源泉。多年来,两地携手并进,共同致力于川剧文化的传承创新和繁荣发展,虽有起色,但振兴之路依然坎坷。绵延三百余年的川剧文化,迫切需要走出发展的困境。当前,数字技术突飞猛进,为文化领域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引擎和新动能,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汇聚两地川剧文化资源,统筹利用已有数字化成果,借助前沿数字技术以共建共享思维建设川渝地区川剧文化数字化共享平台,既是响应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之举、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也是促进两地川剧文化机构(单位)数字化转型升级、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关键途径。

理查德·谢克纳于1970年代初提出环境戏剧理论,主张打破镜框式舞台的剧场幻觉,回归原始戏剧仪式,将空间与演员表演紧密结合,以观众参与的方式实现戏剧的实践性功能。环境戏剧“去文本化”、注重空间、强调观众参与和身体话语的演出形式打破了传统叙事重文本的结构模式,将环境、观众、身体参与纳入导演叙事,重新定义了空间、观众、演员身体在叙事中的作用,推动了以剧作家为核心的戏剧叙事向导演主导舞台叙事模式的变革,极大地拓展了导演叙事的思路和视角,赋予戏剧以新的生机与活力。

张艺谋电影立足本土文化,推崇中国传统叙事。他善于运用民族意象,营造富有中国特色的电影文化景观叙事语境,通过视觉景观的戏剧化渲染,表现电影文化景观叙事美学。文化景观的“民族性表达”“形式美表达”“意境化表达”是张艺谋电影文化景观叙事表达的主要方法。对张艺谋电影文化景观叙事的探讨,对推动中国电影的景观化表达以及民族性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谢平安导演作为中国戏曲界的杰出代表,对戏曲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首先,本文从保留区域性文化和程式性艺术、语言性自觉认同、自信型文化价值三个方面,深入剖析谢平安“背靠传统”艺术思维的理论内涵。接着,围绕符号化抽象提炼、实验型剧本探索、外化型人物革新以及多样化舞美设计等实践维度,阐述谢平安导演在戏曲艺术领域的创新探索。最后,本文聚焦于文化底蕴、综合能力和市场风尚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谢平安导演“眼望未来”的戏曲导演人才培养路径。本研究不仅深入挖掘谢平安导演的戏曲理论,还结合具体剧目进行实证分析,旨在为戏曲导演的人才培养之路提供一些启示和思路。

儿童戏剧与神话在发生学上具有同源性,在想象性建构上也具有相似性。神话想象中的超然性和仪式性、神话身体性中的直观感性和真实性交流,以及神话精神中的狂欢表达,都与儿童戏剧的创作规律有着内在本质上的对应关系。儿童戏剧从神话精神的三个维度汲取养分,既为儿童戏剧的创作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源泉,也对探寻儿童戏剧的艺术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老舍从创作丰硕的小说领域跨入戏剧领域,先后创作出《残雾》《国家至上》《张自忠》等7个话剧,初步展现出独特的戏剧美学风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老舍在戏剧之路上继续砥砺前行,创作出《龙须沟》《茶馆》等经典剧作,经过孜孜不倦地探索,最终建构了老舍成熟、独特的戏剧美学,主要呈现为“话”的自觉、结构的独创性、叙事的幽默与荒诞。老舍的戏剧美学扎根于中国文化沃土,吸收了传统文艺的美学养分,极具民族特色。

川东竹琴是渝东地区最具特色的曲种之一,是渝东地区民间说唱艺术的缩影,它将器乐演奏同说唱表演相融合,集川渝地区方言、民间故事、说唱技艺等民间文化为一体,独具韵味,体现了三峡库区地域文化的鲜明特点,是一种重要的舞台艺术表现形式。本文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东竹琴为例,从川东竹琴的历史演变、文化生态出发,探讨川东竹琴的生产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机制,以期为国内同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参考。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早期电影在曲折中逐渐发展起来,内含独具特色的美学品格,在电影素材来源、风格特色、创作导向、价值追求等方面呈现出成熟的美学品格。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早期电影的美学品格展开探究,既能有效理清我国电影美学发展的学理渊源,又能为我国当代电影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美学启示。

川剧电影历经近70年的发展,在戏曲写意性与电影写实性的矛盾冲突下不断探索与实践,在中国百年电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本文通过梳理川剧电影的类型与改编手法,探寻川剧与电影碰撞后产生的“奇妙化学反应”,以期为川剧电影的创作提供理论依据。

新世纪以来,学界关于元明清戏曲改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包括跨文体和古人古事改编在内的取材研究,二是包括改编内容、方式、动因、效果、理论在内的综合研究。今后,元明清戏曲改编研究可在四个方面拓展和深化:重估古典戏曲改编的价值,注重其文献价值与戏曲史意义;从生产、传播和接受的角度把握改编作品,注重整体性研究;加强对戏曲与小说等俗文学文体关系发生的阐释,注重文体学研究;重视俗文学文体处理同一题材时的规律探讨,注重差异性研究。

欧阳予倩编导于1934年的电影《新桃花扇》,对孔尚任的昆曲《桃花扇》进行了另类的改译。它借鉴了原著的才子佳人模式,又受到欧阳予倩过往的见闻与编导经历的影响,在戏拟原著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现代解构,将之改译为当时流行的革命+恋爱模式,构建了充满乌托邦色彩的革命想象,启发了他后来的同题改编方向。他的电影改译兼顾了未知观众和已知观众两类群体的观影需求,而新华影业公司的宣传策略也助力该电影突破原著的精英文化审美趣味和价值立场,赢得平民消费市场的青睐。《新桃花扇》的改译实践丰富了民国电影的先锋探索样貌,也为当下的作品改编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