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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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为民, 李琳

四川戏剧. 2024,(1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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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为民,温州大学南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古代戏曲学会常务副会长,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传统戏曲研究与传承中心主任、首席专家。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戏曲史研究、戏曲格律研究。代表作有《宋元南戏考论》《宋元南戏考论续编》《宋元南戏文本考论》《宋元南戏传播考论》《曲体研究》《中国古代曲体文学格律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史通论》《历代曲话汇编》(15卷)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5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项、重点项目2项。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次)、二等奖(1次),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3 次)、二等奖(1 次)。著作两次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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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府改制原因再探

郝成文, 张奋江

四川戏剧. 2024,(11):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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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七年(1827),清宫演剧机构南府改制为昇平署,诸多学者对其原因进行研究,主要有“财政影响说”和“时局关联说”两种观点,二者皆有道理,但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笔者认为,南府改制更直接的原因在于消除宫禁安全隐患。一方面,南府、景山外学规模大,人数多,与外界接触亦多,直接影响皇城安全,致使外学人员被逐年革退;另一方面,内学管理混乱,伶人出逃、官物丢失等问题始终存在,致使内廷演剧机构不得不进一步缩减人员,终使南府完成从“府”到“署”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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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的戏剧活动及其自主观剧考

王岩

四川戏剧. 2024,(11):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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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自主观剧是指光绪帝亲政后出于其独立意志选定剧目腔调、安排戏目甚至演员的观剧活动,而非陪同慈禧太后观剧遵从慈禧太后意志的观剧活动。在以往的清宫戏曲研究中,同光时期基本被视为慈禧太后主导观剧,同光二帝的戏剧活动因材料较少或难以从档案中剥离出来而少被关注。基于光绪帝亲政至“戊戌变法”失败这十年的史料,光绪帝自主观剧的时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且存在一个从试探到自主再到被逐渐限制的过程,由此亦可见清代宫廷史、政治史、外交史与宫廷演剧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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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下榻陈家花园看戏考

廖琳达

四川戏剧. 2024,(11):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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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返程时1793年12月在广州的下榻和看戏地点成谜,今人多认为是伍家花园。依据西人史料,经考证,清政府用破产抄没后的陈家花园安置马戛尔尼使团并设戏款待,据陈家花园的方位可知,其为伍家花园的前身。这样,文化和戏剧史上的一段迷案就揭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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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选与曲唱:日本“清乐”谱所见清代常演戏曲曲目探考

裴雪莱

四川戏剧. 2024,(11):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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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清乐”谱收录中国清代常演的部分戏曲曲目,这些曲目来源广泛,艺术特征鲜明,具有曲本曲选与曲谱曲唱的的双重功能,东传日本后音乐属性逐渐超过文学属性。曲唱脉络清晰,传承久远,既是中国戏曲知识的集中传播,也是日本文化娱乐市场对中国戏曲的主动选择和吸收,具有重要的戏曲传播史意义。从曲选与曲唱的角度探讨日本“清乐”谱所见清代常演戏曲曲目的历史面貌、传播路径和艺术特征,有助于重新认识和理解曲选与曲唱对戏曲曲目传承和传播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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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戏剧理论批评史建构的观念与方法——以川剧为例

张志全

四川戏剧. 2024,(11): 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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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地方剧种纳入戏曲理论建设的架构中,既是回应时代的需要,也是民族性戏剧理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地方剧种参与构建戏曲理论体系,基本前提是尽可能摸清地方剧种相关理论批评文献的概况,挖掘各地方剧种独特的理论术语与批评语汇,构建独特的术语库和话语体系,确立地方戏剧理论批评史的书写范式。建构地方戏剧理论批评史至少应包括四个层面:一是结合剧种史界定理论批评的起点与发展脉络;二是考察宏观语境与剧种理论话语的关系;三是深入剧本创作、表演、音乐、舞台美术等本体层面发掘其独特的理论阐释;四是探寻个案批评与剧种理论演进脉络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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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探索性川剧”的探索与改革

田华, 江竹蕊

四川戏剧. 2024,(11): 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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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魏明伦、徐棻等为代表的川剧剧作家们持续探索与改革,创作出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探索性川剧”,凭借其高度的理论自觉、开阔的国际视野,积极发掘与改造传统川剧中的传统要素,对内容与形式等进行全面探索,丰富了川剧舞台的表现形式,走出了一条自觉、开放的探索路径。这批作品承继了20世纪以来“川剧现代化”的改良理想,进一步扩宽了川剧舞台上“人”的精神维度,重新确立了川剧的艺术审美精神,以传统为基石,用民族自信拓展传统川剧美学意蕴的同时,用现代意识重新激活川剧,推动观念由传统到现代转型,为川剧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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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与融合:论川剧对外国戏剧的中国化改编

王鉴莺, 孟伟根

四川戏剧. 2024,(11): 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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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剧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剧种,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期以来,不少创作者尝试对外国戏剧进行改编并将其搬上川剧舞台。事实证明,川剧对外国戏剧的中国化改编既是川剧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戏曲走向世界的具体举措,对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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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刻本川戏《卖油郎独占花魁》研究

杨蕾, 蒋玉斌

四川戏剧. 2024,(11): 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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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刻本川戏《卖油郎独占花魁》对“卖油郎”故事进行了本土化改造:适应蜀人喜好增删剧情,情节聚焦在爱情故事上;增设“丑”以波折剧情,铺写离别以煽情场面,“情”“趣”并重;采用蜀地方言俗语,改写人物形象,融入蜀人之乐善好施、热情果决的人情风貌,是独具特色的地方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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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鼓司与明代宫廷演剧活动

潘刻科

四川戏剧. 2024,(11): 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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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宫廷演剧机构内有钟鼓司,外有太常和教坊司,分工明确、管理严格,堪称典范。钟鼓司的建立与太常和教坊司相比较晚,是分掌内廷乐事和满足皇帝娱乐需求的产物,负责出朝钟鼓和内廷演剧。前身可追溯到汉代的黄门鼓吹署,历代名字职能在不同时期都有改变。至明代,钟鼓司的职能很稳定,其变革与宫廷戏剧发展相表里、互为因果。明代宫廷戏曲的发展是从功利性礼乐性为主、到礼乐娱乐并重,到纯娱乐性,而钟鼓司演剧的发展流变经历了从声教到纹饰再到娱乐的过程。钟鼓司作为内廷演剧机构,既要承担宫廷礼乐应有的教化作用,又要满足帝王娱乐需求,钟鼓司对于整个明代戏剧的影响都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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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天仙配》的改编及其在戏曲史上的地位

储著炎

四川戏剧. 2024,(11): 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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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永传说作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因其孝文化的思想内涵与教化功能,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尤其是戏曲领域,搬演剧种众多,其中黄梅戏《天仙配》改编与搬演最为成功。该剧一改传统戏中农民木讷、麻木甚至可笑的丑角形象,以“生活爱情”代替“郎才女貌”,根据时代审美创作了“仙女爱农民”的时代传奇,并将他们的爱情演绎得真挚动人,为中国戏曲创造了一个新型的农民形象与舞台表演行当,无论在戏曲编剧史还是表演史上,均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对当下传统戏曲如何守正创新与老戏新唱,具有极强的借鉴与启迪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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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抛下这片荒原？——从生态批评视角解读吕剧现代戏《补天》

王伟

四川戏剧. 2024,(11): 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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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剧现代戏《补天》高扬的生态精神和生态意识一直未得到学界的关注。该剧的剧目名和人物名都带有明显的生态语言特征,主要戏剧冲突是人与自然的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两性冲突,戏剧冲突的发生及解决过程表现出当代中国人特有的生态意识。在人物塑造上,该剧倡导人之自然本性的回归,探讨特定情境中的人如何实现自然本性与社会理性的平衡。《补天》一剧表现出时空超越性,其所蕴含的有节制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有利于深化对当下中国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之关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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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剧《贵妇还乡》对西方经典戏剧的改编与探索

吴若楠

四川戏剧. 2024,(11): 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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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妇还乡》是瑞士德语剧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该作以浓郁怪诞的艺术手法对公德、伦理及金钱观进行了深刻探讨,剧本后由剧作家徐棻联合玉溪市滇剧院改编为滇剧《贵妇还乡》。在保留原戏剧文本故事脉络的基础上,《贵妇还乡》对人物、情节、故事背景及舞台表现等进行了新的诠释,对西方经典剧作进行了本土化解读。经由对《贵妇还乡》的探讨,分析当代戏曲对西方经典戏剧的本土化转换过程,以探索地方戏曲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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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调剧《新刘三姐》对期待视野的打破与重构

牛俊玲

四川戏剧. 2024,(11): 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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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三姐”作为广西壮族历史语境中具有鲜明标识的文化符号,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20世纪50年代末,彩调剧《刘三姐》问世,成为了几代人的历史记忆;2019年彩调剧《新刘三姐》诞生,公演后观众的评价褒贬不一。从“接受美学”的视域来看,《新刘三姐》从“形象层”打破了反抗封建霸权的刘三姐形象,塑造了人美歌甜的姐美形象;从“文体层”打破了枯燥单一的舞台布景,创造了丰富多样的舞台效果;从“意蕴层”打破了阶级斗争的旧主题,确立了讴歌新时代的新主题。《新刘三姐》延续了“刘三姐”之名,但却以崭新的面貌打破了多数观众对经典“刘三姐”的期待视野,赋予了“刘三姐”新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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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蘩漪“扶正”的《雷雨》会怎样？——从北京人艺2024年的《雷雨》演出谈起

刘平

四川戏剧. 2024,(11): 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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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威导演2003年重排《雷雨》时提出,把《雷雨》的最高任务确定为“人性的挣扎与呼号”,并“把蘩漪‘扶正’为第一主角”,这一直延续至北京人艺2024年的演出。应该说,这一改动抓准了《雷雨》的命脉与实质,为塑造人物进而揭示每个人的情感变化找到了思想根基与合理依据,充分展示了剧中人物在回归“人”的本性过程中的复杂情感和性格矛盾,并由他们的喜怒哀乐揭示出深刻的主题——人的成长过程中的社会性影响,以及人的命运与自然、社会和他人之间既相互依赖又无法调和的关系,摈弃了此前以“阶级压迫”和“宿命论”对《雷雨》主题思想和人物成长过程中所发生故事的阐释。可以说,这样的改动更接近曹禺创作《雷雨》的原意,也持续深化了人们对剧中人物蘩漪、周萍、周朴园等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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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秧歌剧研究

李秀明, 张君仁

四川戏剧. 2024,(11): 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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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秧歌剧在陕北秧歌基础上发展而来,特别注重对传统小场秧歌中的歌舞小戏的吸收与借鉴。秧歌剧音乐主要来自陕北秧歌、地方戏曲、曲艺、民歌小调及陕北革命歌曲的音调,音乐创作手法从选曲填词、一曲多用到改编、新创不一而足。题材内容以生产劳动、保家卫国、拥军爱民、群众新生活为主,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斗争生活。秧歌剧具有革命性、时代性、群众性等一般特征,在延安时期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中亦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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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感”说与诗化剧场营构——以杂技诗剧《四季江淮》为例

董迎春, 张艳秋

四川戏剧. 2024,(11): 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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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感”说是中国文艺创作论的基础,在历代的文艺理论发展和创作实践中,逐渐沉淀为“感物抒情”的艺术本质。杂技是展示“硬功夫”的身体技艺,是运用和驾驭“物”的艺术,在当代逐渐向综合舞台艺术的方向发展。感物抒情的“物感”说与杂技艺术的当代结合,在杂技诗剧《四季江淮》中,形成了新的舞台样式——诗化剧场。《四季江淮》诗化剧场的形成,以“物感”说为理论积淀,以国人对时序的独特感知所形成的二十四节气作为组织结构,以具有江南人文地理特点的自然景象和人情物理作为表现内容,以杂技语汇整合以上诸种文化元素,彰显了“南派”杂技极具人文地理元素的审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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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伦理、宗教——论T.S.艾略特戏剧中的三重境界

牛薇威

四川戏剧. 2024,(11): 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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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剧作家,T.S.艾略特的戏剧创作源于他对现代社会的危机意识以及对个体精神出路的探寻。20世纪初,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提出“人生三境界论”,将人类生存的境遇划分为审美、伦理、宗教三重境界,其阐述的思想与艾略特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皆认为审美境界的享乐生活与伦理境界的道德生活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的生存困境,获得救赎的生机存在于向宗教境界的纵身一跃中。借助克尔凯郭尔的学说,从哲思与戏剧实践互证的角度分析,有助于从理论维度更好地理解艾略特戏剧创作中的救赎思想,明晰艾略特的信仰探索历程及其对20世纪西方社会精神危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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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叙事、类虚构化与家国想象:中国撤侨题材电影中的情感驱力

李凯强

四川戏剧. 2024,(11): 9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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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撤侨题材电影关注新时代以来的中国式撤侨行动,将撤侨故事与情感传递、身份认同、文化传播紧密缝合,以成长叙事、类虚构化、家国想象的方式形塑了撤侨题材电影的情感驱力。《战狼2》《红海行动》《万里归途》等电影以海外撤侨事件为叙事主题,基于真实撤侨事件的影像再造,营造出一种介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类虚构化的审美体验,在撤侨行动的受困与解困中形成了叙事人物的自我成长和集体救赎,建构起“个体—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想象意义链条,分别实现了对家庭、国家、国家之上的三重文化想象建构。三者合力构成中国撤侨题材电影叙事的情感驱力,为“新时代中国故事”的叙事情感与文化价值表达提供了创新性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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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探索编辑部》:类型杂糅、“伪科幻”与本土化

郄欣萌

四川戏剧. 2024,(11): 1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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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正式在院线上映的《宇宙探索编辑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幻电影,而是使用手持摄影机,以快速跳切的剪辑手法,杂糅纪录、公路、喜剧、诗意等多种风格元素的“伪科幻”电影。影片呈现了中国电影本土化的空间样貌与意象,唤醒了观众对特定年代与人物的集体记忆,也因人物的个性化塑造表现了一种现代性悖论。基于对《宇宙探索编辑部》的分析,可进一步探讨中国科幻电影如何丰富内容,体现“电影共同体美学”的同时又实现本土化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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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介入对国产电影创作的影响

陈海燕, 马梦楠

四川戏剧. 2024,(11): 10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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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图像化呈现、快餐式消费的产销模式不仅改变了电影的传播方式,也进一步影响着国产电影的生产流程,塑造其文本形态。短视频与国产电影的联手,从最初的“自来水”引流,逐步升级为最重要的传播阵地,发展至直接参与影片的制作与宣发,成为(联合)出品方。电影生产对于短视频营销模式的主动迎合与自我规训,不可避免地引发国产电影创作的重大变化,过度追求爆点导致叙事无力,算法机制和评价体系的单一化势必造就信息茧房与数据囚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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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式”的世界性表达:张艺谋海外版电影海报的跨文化建构

郭湘

四川戏剧. 2024,(11): 10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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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多元文化的深度交流为电影海报设计领域带来了新的视野与机遇。中国电影海报在对话交流过程中承担了文化传播的功能。张艺谋,作为享誉国际的电影导演,其作品的海报设计融合了“中国图式”与民族叙事,更在文明交流的语境下,根据受众需求和多元文化对“中国图式”进行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调整。张艺谋海外版电影海报对“中国图式”的再塑造和构建,反映的是一种跨文化传播理念。同时也提出了跨文化交流在当下商业化电影浪潮中所面临的问题,即设计者如何平衡中国文化独特性的坚守与让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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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竞赛类电视节展研究及其文化启示

冀心蕾

四川戏剧. 2024,(11): 11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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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外著名电视节展中,竞赛类电视节展是重要一环。意大利国际广播电视节、班夫国际电视节、上海电视节、四川电视节、首尔国际电视节、东京国际电视节等电视节展具有竞赛性、市场化和创新性的特征。在经历了从本土化到全球化的历史发展后,竞赛类电视节展从空间区域中呈现出地缘文化的特征,欧洲文化、北美文化和亚洲文化在国际上进行传播和交流,对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的发展有着一定的路径启示和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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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编剧学理论研究的崭新收获——序《编剧叙事学》

陆军

四川戏剧. 2024,(11): 1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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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戏剧学院编剧学研究中心建立后,一直在开展扎实的工作,编剧实践、编剧教学、编剧研究,是不可缺少的三驾马车。多年来,编剧学研究中心围绕编剧历史、编剧本体、编剧实践、编剧教学、编剧批评、编剧比较、编剧应用、编剧发展等的理论与实践做出诸多努力,取得了较多成果。《编剧叙事学》这本著作就是编剧学研究中心的一个重要成果,著者刘艳卉教授抓住离编剧学最近的叙事学开展互鉴互融研究,打通两者之间的关联,是在编剧学理论研究上跨出的重要一步,具有开创性意义。本书区别于一般的编剧理论与叙事理论著作,在研究内容、研究方式上有新的突破,彰显出青年学者独一无二的思想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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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的首要功能是提升人的感通能力

雷媛, 汪余礼

四川戏剧. 2024,(11): 1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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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艺术教育具有娱情、审美、认知、协调、创造、改良等多项功能,但艺术教育的首要功能是提升人的感通能力。艺术创作与欣赏作为一种借助感性形式与他人交流情感的人类活动,其最直接、最主要的效能是通心化人,基于此,艺术教育完全可以通过艺术创作与欣赏活动,一点点拓展人的心胸,提升人的感通能力。唯有大力提升人的感通能力,艺术教育才有助于培养生态人格和建设生态文明,才有助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在当代社会确立自身存在的根据与价值,从而真正承担起自身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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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培养应用人才为导向的二胡教学实践

张明

四川戏剧. 2024,(11): 12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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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胡教学中,以培养应用人才为导向,不仅能够让学生掌握二胡这一具有浓厚国学氛围乐器的演奏技能,更能够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其综合能力和创造力。二胡作为中国的民族乐器,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通过二胡的教学,学生能够接触到丰富的中国民族音乐作品,领略到我国民族音乐的魅力。在学习二胡演奏的过程中,学生从了解二胡的起源、发展和演奏技巧等方面入手,从中体会音乐作品背后蕴含的中国音乐文化内涵。这样的教学能够激发学生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热爱和认同,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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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剧院运营管理模式探究——以成都城市音乐厅为例

王义平, 姚婧

四川戏剧. 2024,(11): 13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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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精神文化消费的需求也日益增强,由此推动国内演出市场飞速发展。成都城市音乐厅总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10万余平方米,是中国西部最大、功能最全的综合性演出场馆,能满足各式艺术展演、观众娱乐需求。作为一家大型自营剧院,面对行业生态与市场环境的变化,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是成都城市音乐厅实现优质运营管理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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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鲁书法艺术试析

邓洪玉, 张文斌

四川戏剧. 2024,(11): 13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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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鲁的书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融入了自己的艺术个性,表现出一种别致的艺术形式。他的书法讲究“形”与“意”的结合,运用自己独有的书卷气展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意蕴,而作品营造方面也有其独到的美学诉求,令人感悟传统艺术的学养与启迪。其独有个性的艺术特色既是他对书法艺术的努力追寻与探索,又是他对书法创作与流变的一种全新思考和笔墨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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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传统山水画中“点景”元素的图像演变与符号意指

王天乐, 苏烁枫

四川戏剧. 2024,(11): 13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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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景”元素在中国传统山水画中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根据“点景”元素的图像指示功能,可将其分为三大类型:“车马”与“舟船”属于交通出行的工具,在画面中代表了有路的可行性;“屋亭”与“桥梁”暗示了人居的景象,具有空间方位上的可居性指示;“人物”则代表了画家的身份出场,是一种“可游性”的高级暗示,直接关乎画面主题叙事的走向。从隋唐至宋元,“点景”元素的自身形象开始由“宫观”“车马”“石桥”转为了“虚亭”“孤舟”“野桥”的简洁朴素形象,“人物”也由多人行旅转为了单人的闲望姿态。其图像演变的背后,实际代表了画家的一套符号意指,暗含了士人对隐逸观念的文化继承与审美追求,是庄子“游”的哲学思想在山水画中的图像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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